【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六）病毒與跨境：從Covid-19看沙巴斗湖與印尼邊境的流動

文/邓淑瑜（台湾中研院研究助理）

图一、沙巴斗湖与印尼北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的地理位置图

一、斗湖与印尼边境的关係

斗湖（Tawau）（图一）地处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东南隅，毗邻北印尼加里曼丹，和打拉根（Tarakan）遥遥相对，又与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相距不远。在20世纪初，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与荷兰东印度政府将殖民势力渗透到婆罗洲岛，两国不断进行交涉后，斗湖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其中一座小岛西巴迪岛（Pulau Sebatik）也被英、荷划作两半，北部归英国人管辖，南部归荷兰人的领地。二战后，大马及印尼独立后，分别继承前殖民者所规划的边界领土。

斗湖与印尼北（东）加里曼丹（注一）在191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移民及经济。英国人允许日本投资者进入斗湖投资发展热带种植业、林业、渔业等，而荷兰统治的北（东）加里曼丹进行开採石油业。两地的经济活动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二战前吸引自中国华南、香港、台湾、日本、爪哇人等移民至斗湖谋生，另有部分移民者选择从斗湖过境到印尼，寻找其他的工作。因此，斗湖因在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性，形成移民者的转运站或是终点站。在贸易上，印尼输出藤条、燕窝、煤油等至斗湖并透过外国商船转运至其他地方贩售，反之，斗湖输入生活物资，米，油，以及生产蔬果类、畜牲等运至印尼，当时运载商品及人群流动的交通媒介主要是传统的帆船。

二战后，特别是在1950年至1960年，英国殖民者重整斗湖林业、农业等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英国人为了禁止共产党的势力进入其殖民地，决定不引进中国移民，转向开放印、菲的移民到斗湖从事劳动工作。斗湖在这十几年内，印尼人的人口增长近10倍。此外，战后初期，印尼试图摆脱荷兰殖民，过程中并非和平政权转移，而是经过数年流血衝突，才逐渐将残馀的西方殖民势力及外国投资者驱赶出境。虽然印尼取得国家主权的独立，但是经济及社会发展却不稳定，也导致民不聊生，印尼人口外流到斗湖，同时物物交易也随之蓬勃的发展起来，来自苏拉威西及菲律宾船隻运载著椰干运送至斗湖，并换取重要的生活物资，再运送回国。因此，斗湖与苏拉威西自此开始产生移民及贸易的互动关係，一直延续至今。

图二：2020年4月7日从印尼遣返回斗湖的船隻。（注二）

二、Covid-19与MCO政策衝击人群的跨境

2020年3月12日，沙巴第一宗Covid 19案例发生在斗湖，一位58岁的伊斯兰教传教士曾经出席吉隆玻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集会活动。随后，联邦政府宣佈行动限制令（以下简称MCO）开始，斗湖与印尼的海、陆、空之边界也陆续封锁。3月18日，MCO的第一天，斗湖的渡轮停止运作，大约有200人滞留在斗湖渡轮码头，印尼驻斗湖领事馆负责人抵达现场慰问无法出境的印尼人，并呼吁当局尽速给予宽限。斗湖与印尼之间的渡轮服务，分别有三条航线：（1）斗湖──（印尼）西巴迪岛（Sebatik） （2）斗湖──努努干（Nunukan）（3）斗湖──打拉根。斗湖当局宣佈3月19日至20日，特别允许欲离境的印尼人。接著，航空运输，由马航飞翼经营斗湖飞往印尼北加里曼丹的打拉根，给予宽限日至3月20日，但只允许印尼人出境斗湖。最后沙巴州政府3月23日宣佈关闭三条与印尼的陆路边界路线，其中两条路线分别位于斗湖──西巴迪岛以及内陆地区的Serudong-Simanggaris。州政府关闭边界主要禁止两国人民频繁的往来，避免疫情的扩散。

州政府封锁边界后，破例5次让滞留在印尼的大马人及其家属返回斗湖。这些入境者大多数的旅行目的，是为了参加原先订于3月19日至22日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哥瓦市（Gowa）举行的亚洲伊斯兰教宣教活动（Program Ijtima Dunia Zona Asia 2020）。因斗湖在3月12日开始有陆续有covid-19 确诊病患来自吉隆玻的万人集会，有鉴于此，州政府于3月20日，下令禁止所有曾赴苏拉威西准备参加宗教聚会者入境沙巴，隔日州政府却允许第一批从苏拉威西的返回者抵达斗湖。3月29日，州政府宣佈斗湖成为州内最严重的疫情重灾区，并被例如“红区”，当局将採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是当局却在同一天又批准第二批遣返行动。当局表示如果禁止他们入境，可能导致这些人透过非法的途径返回，容易造成州内防疫的破口。4月初，仍然有120名的大马人被滞留在印尼。这部分的人是2月初前往印尼泗水参加商务会议，原定于3月22日返回，但因MCO全部飞机禁止飞沙巴，他们决定转往印尼东加里曼丹，转飞北加里曼丹，再从努努干坐渡轮斗湖，但却失败告终，他们向沙巴非政府组织求助，要求官方尽速安排遣返。

很不幸的事，从苏拉威西返回斗湖的人当中有9人被感染 Covid-19，其中3人是本地人，6名是印尼人，4月15日报导，斗湖的Covid-19病例高达79宗，其中有95%案例曾与伊斯兰集会（Tabligah）有关，以吉隆玻大城堡清真寺集会相关的占66宗。虽然，少数个案曾赴印尼，但是，州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遣返的行动，4月23日仍然有近百人从印尼返回斗湖。从表一分析5次入境者的日期、人数、身份以及旅行史。在返回斗湖的入境者，他们除了大马国籍之外，还一同携带其印尼籍的家眷。州政府也并没有因国籍身份将印尼人拒于门外。另外，州政府在5月15日，允许134名的印尼人从斗湖出境返回家乡，其中102人回去苏拉威西、24人回去北加里曼丹、8人回去东加里曼丹，还有34人选择暂时留在沙巴至MCO结束。

表一、MCO从印尼遣返斗湖个案分析表

两地之间的人群流动以正规的管道通行之外，仍有部分的人是以偷渡方式跨境，称为“老鼠路”（Jalan Tikus/ Rat Corridor），意思是指透过非官方允许的路线出入境。“老鼠路”在二战前的殖民时期就已经形成，并成为一种常态。当局定期进行扫荡非法入境的行动，但仍然无法有效地消除此问题。在MCO期间，当局封堵州内37个被非法移民用于偷渡入境的路径，其中斗湖占有4个。非法移民是沙巴数十年来无法根治的问题，同时，沙巴也是全国非法移民最多的州。根据统计，沙巴有近120万的外国人，占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只有30%是合法居留。斗湖的外国人口约有18万人，排名全州第一，其次是山打根和亚庇。沙巴州内设有4个非法移民扣留中心，其中一间就设在斗湖。当局每个月会进行两次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动，但在疫情肆虐和MCO期间，因暂缓行动，使得扣留中心人数爆满，为政府带来巨大负担。一直到6月初，印尼政府与沙州政府合作，协助遣返非法入境斗湖的322名印尼人。

另外，在没有被遣返的印尼人当中，大部分则因工作关係，而选择定居于斗湖。斗湖从战前至今都是州内最重要的农业阵地，许多种植园都聘请大量的印尼人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因斗湖某油棕园曾有确证病例，州政府立刻禁止东海岸地区油棕园的运作，但同时要求雇主必须如常支付员工的薪资，突如其来的禁令，使得许多的雇主相当不满意，要求州政府放宽条件。除了农业以外，印尼人从事建筑业、餐饮业、工厂加工业、渔业、林业等等，以较为基层及必须付出大量劳力的工作居多。在MCO期间，这些印尼劳工也受到波及，他们被禁止工作，失去了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的开销，乃至于无法出境返国，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印尼人向印尼驻斗湖领事馆提出申请援助，因此，印尼驻斗湖领事致函予斗湖中华商会，要求捐赠日常用品及食品，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印尼公民，解决他们的三餐温饱。随后，领事馆的官员将生活物资优先提供给自由职业者，例如小排档的仆人、小渔民、割草机、建筑工人等。

三、贸易的禁止与走私问题

边界交通管制只是禁止运载两国人民的往返，但海上货运运输并没有马上终止。3月23日，州政府宣布禁止外国商船进入沙巴州海域内。3月24日，沙巴州政府考虑到斗湖、拿笃及亚庇的冠病疫情严重，下令停止沙巴东海岸与印尼及菲律宾的物物贸易活动，不准印、菲商船来沙。3月28日，沙州执法单位驱赶试图进入沙巴海域内的外国商船，阻止印尼商船进入。4月4日，大约有10艘商船全数撤离停靠在沙巴州内的各城镇码头，这些商船在斗湖、山打根及纳闽靠岸主要是向州内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白米、食油、糖及面类等。另外，印尼也宣布大马在实行MCO后，使得北加里曼丹的海产无法出口至斗湖。根据西巴迪海洋与渔业综合中心（Sentra Kelautan dan Perikanan Terpadu (SKPT) Sebatik）表示，通常每天早晨西巴迪都挤满了向斗湖出口的海产。

在MCO实行之前，印尼销售至斗湖的海产约有2万7378公斤，价值12亿4000万印尼盾，平均每天进口20吨左右。边境的封锁，使得印尼的渔业收到影响，收入跌至几百万印尼盾，也只能于印尼当地使用。SKPT表示，两地之间的渔业产销仍然无法恢复到正常的交易水准，截至4月底，海产仅剩下455公斤，价值1060万印尼盾。虽然正常的贸易受到影响，走私也一如既往，并没有因疫情而停止，执法单位持续逮捕边界非法走私活动。这些走私物品，多是海产及生活物资。在4月期间，大马海警在旧斗湖河（Tawau Lama River）拦截高达5000公斤大约40万令吉的生螃蟹的走私活动。走私的人员有一位是大马籍，一位是印尼籍。他们透露这些螃蟹从印尼捕获，运送到西巴迪岛就在边界转移到大马注册的渔船上以避开当局的逮捕。除了海产走私,也走私柴油和酒类。印尼当局逮捕4位涉嫌走私者，他们从斗湖运载6公斤的冰毒（sabu-sabu）至加里曼丹的Sungai Segah运到Teluk Bayur，并打算销售到苏拉威西及Samarinda。

图三：从苏拉威西（西裡伯斯）来的椰干船停泊于斗湖码头（注三）

四、边境为暧昧的缓衝空间

MCO政策严谨控制大马国内的人群行动，甚至是禁止跨州等，其中也包含了禁止外国人的入境。但是，从上述的案例中却不完全如此，中央的政策虽然对地方边境造成一定的衝击，但在这过程中，边境却是一个极其暧昧的缓衝空间。两地人群流动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如前所述，其背后的移民历史之发展脉络与殖民经济有关。除了因地理位置相近之外，主要源自于20世纪初英、荷扩张各种殖民经济活动，进而奠定边界人群流动的重要基础。英、荷殖民政府提供优沃投资的条件，宽鬆的移民政策，藉此吸引外来投资者及劳动移民。斗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农业的重镇，因此急需大量的劳动人力，来自印尼的人群则是填补劳动的空缺，使得斗湖与印尼的交流更为紧密。

从二战前至现今，斗湖与印尼除了发展出正式的移民及贸易之外，也同时面对非法偷渡及走私贸易。因此，在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之下，非法活动更是容易造成国家在防疫行动上的困难。从上述的案例可以得知，大马的执法单位都竭尽所能控制边界之间的人群流动及贸易。避免这些入境者是患有Covid-19，进而感染给州内的人群。同时，政府又因为拘留过多的非法移民，产生巨大的压力，其压力莫过于拥挤的拘留中心就像是一颗计时炸弹，容易爆发群聚感染的地方，因此，政府不得不儘速将他们驱逐出境，由此可见，Covid-19考验著政府如何去应对跨境的人群所衍生的诸多问题。再者，边界的移民及贸易是否也会因这一场疫情而产生其他的结构性改变，这是必须持续关注的议题。

图注：

注一：北（东）加里曼丹：2012年，印尼政府将东加里曼丹省内的打拉根、布隆岸、努努干等地区划分为北加里曼丹省。

注二：资料来源：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49144.html

注三：资料来源：韦伦（F.G.WHELAN）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实业》，页22。

参考资料：

1. 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二十三週年纪念特刊》（槟城：文星印刷出版有限公司，2005）
2. 锺淑敏，〈战前台湾人英属北婆罗洲移民史〉，《台湾史研究》第 22卷第1期，2015，南港：中研院台史所，页25-80。
3. 陈鸿瑜，《印度尼西亚史》，台北市：国立编译馆，2008
4. 《南洋商报》，1956年8月30日，页11。
5. 韦伦（F.G.WHELAN）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实业》，页22。
6. 陈洌，〈荷印移民条例的研究〉，《东方杂志》32:6 (1935，上海)，页45-52；
7. 马来西亚星洲网
8. Frederik CarelGerretson, History of the Royal Dutch, Volume Two (Leiden: E.J.Brill, 1958)
9. North Borneo Government, Manual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British North Borneo1915(Sandakan: The Govt. print. off.,1915), p.12.
10. State of North Borneo Supplement to the Official Gazette,1917-1930.
11. Borneo Post Online,https://www.theborneopost.com/
12. https://darilaut.id/berita/dampak-virus-corona-ikan-ikan-terbuang-percuma-nelayan-enggan-melaut
13. https://covid19.sabah.digital/covid19/

作者简介：

邓淑瑜，沙巴斗湖人。毕业于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学士，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目前就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任职研究助理。兴趣是研究跨境的移民及贸易活动。

【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五）：一定要成為直播主嗎？ ──網絡教學的錯誤期待

文／邓婉晴（大学学院兼任教师）

3月16日，当“新”政府宣布第一波的14天限行令在两天后正式生效时，我兼课的媒体系，一班在两天后开课，另三班还有六周才结束。教育部的应对反复，一开始勒令所有学校即时停课，关闭宿舍，结果导致一大批学生被迫涌往车站回乡，曝露于群聚感染的高风险之中，后来才U转。课程突然停摆，教育部更在随后发布的公函内明文规定，不得使用一切网络工具授课，意思是连网课也不得进行。教职员们在私人群组中反复确认，各院校也各自想方设法，务求将对教程与学生的影响减到最低。

由于即将开课的院校当机立断，早在政府未正式宣布以前，就提早决定落实网络教学，我在3月16日新学期开课的一大早，带著失眠两晚的躯体赶去学校，出席由院方紧急组成的支援小组为师生分别举办的网课讲解。当天中午就要开始第一堂课，为了减缓焦虑以及让自己尽早熟悉操作软体，我在前一天便和友人练习使用，同时不断思索和同学在空中第一次相见时，要如何暖场及适应。在去学校的路上，车辆明显减少，到了校门摇下车窗，两个熟悉的保安全副武装，一个量额温，一个喷消毒液。平时车位难寻的空地和山坡，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职员车辆。

校方的讲解结束后，赶到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再回到课室准备用学校的网络与设备上课。储存PPT的优盘一度无法阅读，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开麦前几分钟，四个学生带著口罩走进教室，他们刚听完校方的讲解，外宿于学校附近，暂时未有回家打算。于是，深吸一口气，一堂50几人的媒体课，终于在现场只有五个人的课室里开始。班上的同学看著我对著电脑讲话，我看著自己的脸在荧幕上出现，和其他只有名字的框框一起，故作镇定。

媒体实作课如何转线上？

网络教学其实不是新鲜事，对于从小就开始通过手机荧幕收发各种信息的网络世代来说，转换上课媒介，就像上网看直播那样，是相当熟悉的经验。但网络授课的其一关键是，授什么课？内容为何？媒体系的科目经常是理论与实作参半，不管是户外採访、拍摄、摄影，还是在电脑室练习排版与设计，媒体实作必然要从做中学，并学以致用。忽然要将原本已规划好的课程搬到线上，要如何操作与变通？这是我当下最大的困惑。

我的课原本就没有考试，作业和报告以採访、观察、编辑与设计刊物为主。学生原本在第二周就可以开始去策划採访，如今却无法出门。想分组讨论，又担心线路不稳的同学无法跟上；要排版设计，又不是所有同学都有软体；要印刷作品，影印店没开。我不断看著眼前这份已调整过快十次的课程大纲，思考还可以如何让同学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学习团队合作与沟通、学习观察人物採访中的非语言讯息、通过实地探访与和人接触来发现探索多元议题？行管令来得太仓促，要及时调整及应付各种技术上的阻碍，展开“新日常”，另一边厢自己也不断因外界的疫情进展而忧心焦虑。

兼职教师的其中一个局限，是长期以“外包”的形式和院系合作，进行短期教学，整个科系的学程以及个别学期的学生，原本就只能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尽可能地认识交流，再应学生的程度与回馈而调整内容与教学速度。这些局限搬到网上，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当学生只能靠听觉和PPT来取代一切现场可以接收和交换的非语言讯息时，要如何避免彼此过劳和疲累？15分钟来个影片？放影片又要担心家里网络不好的同学会收讯不顺，导致反效果。要讲多少个slide才不会让人太过吃不消？学生本来就会惯性地在课堂里上网飘走，精神难以长时间集中，如今让他们可以透过网络上课，要如何将分心的问题降到最低？上课时人数不齐，是不是要课后个别关心一下，看看他们什么状态？

“开麦”几次之后就发现，网络上的讲课速度，不知怎的会比平时的现场教学来得慢。不断对著电脑自言自语，也让人加倍疲惫。相信同学一天还要上好几堂课，会更加无聊吧。想把课业的分配和要求降低，却在教育局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针对各个课程定下的各种规定中卡住。有关规定如同天条，例如课纲里原本设定好是三份作的话，就不能少掉一份；如果课纲里列明是组报告，就不能单独完成。这些僵化的评鉴制度，是长期以来的教育问题，让课堂老师无法因应时局而作弹性调整，也无法适时回应与纾解线上教学的诘难。

缺乏临场感的互动

网课讲得不快，很大原因是少了“观众”。在教室里上课，教学的内容往往会依据学生的现场反应而调整，比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失去专注力，就会改用提问或讨论的形式来增加互动，或休息十分钟。然而在网络课室里，你只能对著萤幕不断自导自演，而且不能有太多dead air，问问题要等个半分钟，再重复两次，可能才有同学愿意回答几个字。许多同学都会关上视频和麦克风，完全失去眼神交流，丧失“身体感”，整体的上课氛围和节奏也就更难以掌握。

也由于无法面对面沟通，因此只能破例提供手机号码以及建立群组，让同学在课外时间联系。于是乎，这让“线下客服”的时间一下变长，没完没了。学生发来的信息，有的全是音档（这最让人翻白眼），有的没头没脑没自我介绍，有的睡迟了也发信息来道歉，有的来信告诉你他刚才肚子痛去了厕所所以没来得及问问题，还有行文全无标点符号，最后以“哈哈哈哈啊啊哈”结束的，收讯者却看不出到底哪里好笑。

我总是讶异于学生对他们毫不认识的老师，可以像对朋友一样地自在和随意，这是我自己还是学生时难以想象及做到的事。但从他们的信息中，有时也能感受到一些内心的情绪波动，或精神紧张的反应。因此在限行令期间，我说服自己抛开及松动一些原则，不断提醒自己尽可能客气、温柔地给予回应，好让彼此在困顿和未知的状态里，找到一些连结与力量。毕竟，主动来联系的学生，也算是踏前了一步，总比石沉大海的好。

尽管网络课室无法真实互动，却发现一些同学似乎更用心学习，在课堂上也更愿意提问或留言，甚至会自然地与其他组员聊起来，或互开玩笑。这大概和网络世界的匿名特质有关，学生对于能隐身荧幕，不像在课堂必须面对面地直接互动，感到更自在。有的网课软件具有私人发问的功能，学生也更放心提问。如无必要，我也识趣地不提发问者的名字，以此建立某种默契。每次看到大家在聊天室开起玩笑，内心会感到一阵高兴，因为这表示大家都还在，而且能跟上讲话内容，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是一种“声音”——可见我是多么渴望得到学生的回应来证明自己不是在和空气讲话啊！

平时在课室里，如果同学一直彼此开玩笑或聊天，会直接干扰上课氛围，多少会影响讲者的思绪。在网络课室里的互动，反而不会直接干扰讲者，我也因此能在讲解一些概念和课题时，更专注和细致地表达，这算是一个此前从未想过的意外惊喜。

老师一定要变成直播主吗？

互动如果是课室里最珍贵的经验，网络授课带给我的思考还包括老师的位置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过线上教学的老师，应该都有过那么一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直播主”，甚至暗自以直播主或Youtuber为学习和参考对象。直播文化近年来因社交媒体而愈发流行，在行管令期间，许多人更是加入行列，藉此与人交流解闷。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直播主的年代，只要打开手机，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有看不完的视频内容，这样的观影模式已非常普及。然而，当老师将正课搬到网络上直播授课，网络课室成为“第二个教育现场”，老师真的可以成为直播主吗？老师需要成为直播主吗？

一般的直播或短片文化结合了消费文化，直播者开放视频的目的各异，无论是为了好玩、推销产品还是分享知识，都带有商业性质。观众往往也是因为有趣或无聊而随性观看，因为无压力，所以可以随意在互动区中留言、叫嚣。在一般的观影关系中，双方没有承诺，各取所需，连结肤浅而薄弱。因此，如果将对直播主或Youtuber的想象套用到老师和学生在网络授课的关系里，是一种错误期待。老师再怎么灵活百变，也不太可能追得上时下流行的直播样式。知识如果包装成过度碎片化、容易入口的消费品，而不是鼓励深入思考和提问，那也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如果老师终究无法成为直播主，那么接著寻思的问题便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网络上的资源唾手可得，当严肃的教学课程搬到网上进行，要如何在茫茫网海里的眼球争夺战中取胜，让学生愿意在可以同时开启多个界面的习惯中停下，专注上课？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能不能要求？网络授课非常需要学生比平时更自律和自主学习的意志力，但如果学生选择不去听课，自己在网络上寻找其他更好的资源来替代，老师能不能接受？

要回答这问题，也许要回到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学生产生学习兴趣，那么当网络授课让学生更快速直接地认识了更有趣的网络资源，因而学会自己搜查资料，是否也是一种教育成果？网络授课如果强调的是“学习自主”，那么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一切课程的设置与安排过程里，是否有足够的发声空间与位置？

以实践抵抗焦虑 

看著世界翻天覆地，内心经常焦虑失眠，但又要稳住自己，专业地“传道授业解惑”，不经意地也就走过了两个月的短学期课程。为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搭建一个抒发的平台，我把其中一份作业定为“我的限居日志”，请学生分享他们在限行令期间的感受、观察或新尝试。有的同学写了一个星期，就投诉说自己再也没事可写了，每天都过得一样。无聊、闷、一直睡觉、打游戏、想念校园活动和同学，是大部分同学都提到的字眼和感受。也有同学提到家人因失去工作而开始失和，可能需要停学；与久未见面的伴侣分手，难过却不能让家人知道；家人生病入院，担心惊慌怕受感染；为了帮补家用而帮忙送货、找工打工；也有的努力充实生活，拍抖音，结伴做运动。这些真诚又纯粹的文字分享，如果认真萃取内容，大概可以成为一种专属大专生的时代记忆吧。

我回想自己最初两个月的心情。从一月开始看著全球疫情的转变，到后来本地确诊案例不断飙升，许多低下阶层或自雇人士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与支援系统，从而引发连串问题，内心也不断随之波动。在备课与授课过程中，也不断焦虑自己调整得不够好，担心学生跟不上，不断观察有没有人被遗漏了，缺课的原因是什么，不断提醒同学要互相照应与关怀，强迫自己即时回应学生提问，挂在线上的时间很长，电脑快要不堪负荷，在家也免不了要分担家务事，时间被切得很零碎。

当外界对网络教学的成效诸多疑虑，数位落差的问题也真实存在时，自己也会忍不住想，究竟坚持网络授课对学生真的好吗？还是这都只是为了符合大人/校方期待的一厢情愿？在家上课其实并非易事，也曾试过讲课到一半楼下大吵起来，不自觉地竖起双耳，脑海顿时空白一片，嘴巴却要不停自动播放，俨然一场实境秀考验。

但如果教育本来就是一厢情愿，我想在这段兵荒马乱的大时代里，可以每周两次地和同学在线上相聚，即便往后彼此对内容已全然忘记，但过程里的时光，还是一种能量的连结与传递。我珍惜每一篇作业和报告，无论他们是为了分数还是为了自己，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珍贵的回馈。我想如果自己是全职教师，或再教个两三年，这些近乎浪漫的触动大概会慢慢消失。当教学成了习惯，麻木应是自然。但还好我不是。

网络学习的成效如何？由于至今实践经验与样本太少，暂时难以评断。在学期末写下一段话，算是一个注记，记录还在教学路上战战兢兢、苦乐参半，却也愿意不记回报投入的自己：

“教学很多时候像投石入海，感觉涟漪也激不起来。学生总有自己的喜好兴趣，各有故事地只在教室里定期和你短暂相聚。也因此当你忽然听到回音，从交回来的文字里看见某些不断重复的话被记住了，酝酿成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感觉是温暖的。里头有自己好像终于表达得更清楚了的欣喜，有独自演戏两个月后终于听到一点掌声的肯定（泪），也必须要有刚好愿意接球勇敢突破尝试的学生才行。无法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和见证学生的成长和蜕变，大概是兼职教师最大的遗憾和局限吧。差不多差不多，就要move on了。课与人，都只能一期一会。”

限行令期间的网课历程，尤其如此。只能趁机会还在，且战且行。

作者简介：

邓婉晴，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之间文化实验室、84号亚答屋图书馆成员。

【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四）：“斷路器”無法阻斷的選舉慾望

文／黄子明（新加坡文化研究者）

全球化的发展不可逆转，似乎早被奉为金科玉律，这回却遭到新冠病毒的挑战。作为世界物流枢纽的新加坡，去年才刚见樟宜机场有命名为“星耀”(Jewel Changi Airport)的新地标开幕，而今它最吸引游客的室内瀑布也阻断了多时。

假如生活节奏只是暂时缓下，或许也给予人们一个机会喘息，对现今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平等，以及生活质素如何提高的问题加以反思。然而，以新加坡的情况来说，言论自由的空间本来就有限，如今在疫情之下，就算有燃眉之急，更不可能有沸沸腾腾的大型集会了，只能依赖网上的签名请愿或讨论平台。

新加坡这一场疫情，和执政党不断精心布局的大选挂钩，显然已是大势所趋，相信执政党的战略就是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问题是：究竟这回疫情所带来的恐慌，能否给根深蒂固的经济模式，带来改革的契机？还是给予急待巩固地位的政治领袖一个良机，以空前绝后的援助配套来安抚选民，出奇制胜？

迟迟不封城，大选何太急

新加坡仗着17年前对抗沙斯的经验，这回在武汉暴发疫情时，显得有点轻敌。大约到3月中旬，欧美开始恐慌时，这里新冠确诊病例也不过两百多起，别说没实施封城，也不鼓励国人戴口罩，只呼吁人们用手机来下载“合力追踪”的app。那时显然没料到确诊病例会在两个月后破3万。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已迫不及待地为2021年4月前所应举行的大选而铺路。新的选区划分在3月13日便公布，其中反对党工人党在上届大选竞逐过的单选区，就有三个被消失掉。4月初实行“断路器”（Circuit Breaker）措施的当儿，新加坡政府也已经一连推出了三轮经济援助计划，而“2019冠状病毒特别安排”法案也随即出炉，提呈国会一个月后便三读通过。

反对党一开始就纷纷批评说，疫情尚未明朗之时，大选为何不尽量挪后。而网民也留意到行动党总理李显龙在宣布选区后不到十天已经在自己的集选区内和公众接触，那时卫生部已经劝告人们在小贩中心和戏院等公共场所保持至少一米距离。但即使在实施阻断之后，还有行动党议员以劝人戴口罩为名，而在选区走动。

大选何时举行最为有利，自然是关键问题。2015年，新加坡的历史巨人李光耀资政去世，跟着又是独立50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选民的心理不难借国家意识来牵动。2019年碰上开埠200周年，和700周年凑在一起等于双庆，照理又是大好时机，却偏偏一连出现了多起军营死亡事件的负面新闻，最惊人的是知名艺人冯伟衷在装甲车里发生意外而不治。

还很糟糕的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在去年跌到十年最低，而公民的失业率也已经从前一年的百分之3，升到3.3。反讽的是，新加坡同时又获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跟国民的就业脱节，乍听之下不容易理解，但不难指出的一点是，公民在这岛国里，目前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六。

谁为社会下层发声

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逻辑，主要就是高度竞争，利润至上；一言以蔽之，始终离不开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

对勇于尝试的投资者或新进人才来说，它开启了崭新的可能性。但它阴暗的一面，就是在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一味减低成本，引进外来劳工而尽量压低工资；随着外来投资，城市快速发展的当儿，还有不少专业人士生计朝不保夕，又逢物价房价高涨。

经济的效应，在免收资本增值税的新加坡，并不轻易下渗到底层，但经济萧条，却直接打击中下层。如今新航出现了1972年经营以来的首次全年净亏损，但它一说要以新股和债券筹资150亿新元，就获得淡马锡控股的全力支持。至于其他各种行业，又何尝不需要应变的对策？几个月前，国际来访的游客一少，德士司机便纷纷退车，到了阻断时期，又说改为送餐。

6月2日后，全城分阶段解封，但外卖并不足够让小贩维持生计，商联总会便建议政府尽早放宽堂食，否则有二三成的业者恐怕撑不下去。此外，还有许多长期已在“零工经济”里打滚的自由业者，比如我们所谓搞文化的，也不知道靠谁来出头。虽说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所宣布的一系列“团结预算案”、“韧性预算案”、“同舟共济预算案”还有最新的“坚毅向前预算案”，名堂众多，但不少薪金补贴都是通过雇主来分发，另外还有所谓的培训机会，也只等于是间接的援助。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确诊病例，都以居住在高密度宿舍的客工为主，所幸死亡率不及百分之0.1（截至5月18日，2万8千多个确证病例中，仅计有22人是以新冠病毒为死亡主因）。当局也在亡羊补牢，提供隔离设施。但很精妙的安排是，客工数据跟工作准证持有者的确诊数目，都排除在涉及公民或永久居民，所谓“社区感染”的数据之外－－言下之意，他者的感染，无需影响国民的大选。

照片取自范国瀚脸书（注1）

国家意识的迷思？

新加坡的城市发展，长期有赖于来自印度、孟加拉等各国的劳工，他们往往交付了天价的中介费，却在这里被拖欠工资。如今由于疫情，收入自然又都受到影响。但有不少带着“有色眼镜”的网民，似乎只觉得他们出身低贱，不予以同情。《联合早报》在四月中还有读者来函，认为客工宿舍的冠病快速感染，是因为他们来自“落后国家”，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伴随着他们。这番言论很快便遭到批评。

新加坡政策学院（IPS）去年举办回顾新加坡开埠两百年研讨会时，国立大学的地理学家杨淑爱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隔离模式，以致国家主义演变成新的种族主义？

没想到，向来标榜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真的被一语道破。

试想这二十万外籍劳工长年累月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都守在43个拥挤的宿舍里，卫生条件和膳食条件都有待改善，而约新币600元的基本工资，如今发生疫情，人力部一下就让雇主砍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薪水。难道说，过了两百年，殖民地时代“卖猪仔”的运作方式还是基本不变？

无数的新加坡人为了供九十九年屋契的公共组屋，骑虎难下，辛劳半辈子，退休后也不知剩下多少公积金，但至少居住得安稳，也不用像二三十万马国工友那样天天来回长堤。就算说自己平日生活受什么怨气，申请工作时如何面对外来人才的竞争，也不该把怨气出在待遇这么糟糕的外籍劳工身上吧?

另外，日前有社交媒体传出，人力部长杨莉明的丈夫张永昌是盛裕控股集团国际业务总裁，而目前位于新加坡博览中心的最大型冠病社区护理设施，就是由此集团负责改建。结果有两人因在网上贴文，批评杨莉明行为不当，而收到她以个人身份发出的律师信。

两人已经随即分别道歉，而其中一位范国瀚先生，还在要求之下，同意捐出一千元给“客工援助基金”作为补偿。“客工援助基金”是由全国职工总会和全国雇主联合会设立的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MWC）所负责的基金。其实，范先生本身是在新加坡曝光率很高的社运人士，也是劳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前执行董事，维护客工人权的“情义之家”早在2004年成立，比官办的MWC还早五年。情义之家在2008年开始接触过不少建设金沙赌场的中国劳工，结果便发现承包商经常要他们签不合理的工作合约，时而按小时计算，时而按计件率计算，形成一种工资的操纵，不少公司甚至拖欠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良好表现”的担保。

好笑的是，早些竟有官委议员向人力部长询问，政府是否考虑为客工宿舍的状况，向客工道歉，当然是不了了之。

民主选举只是群体暴政？

一个缺乏公平待遇的经济制度，显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利。然而，新加坡社会多年来都被菁英主义（meritocracy）的思想统治着，强调自力更生，各安其位，而规避了贫富悬殊的各种问题，包括最低工资制的需要。而如今疫情下最受瞩目的一群是客工，是否一到大选就不再成为课题呢？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本身，以及选区的划分，基本上已确保了执政党独揽大权的优势，如2011年，行动党只需赢得六成选票，就得了87议席中的81个。这意味着，只要一般中产阶级大体上都满于现状，或认同于执政的国家菁英，政治局面就不会改变。有些人会把这样的民主制度形容为群体暴政。

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里，人们该能享有言论自由，无需担心说跟政府唱反调，就不能指望在社会里立足。假如民主的机制只限于几年一次的选举，平时的主流新闻媒体都不容许有别的声音，对反对党的报导更以负面为主，国会辩论也不能现场直播，那么选民的投票便相当于买名牌车或选择电信服务一样，即使物非所值，就像用惯一个牌子，感觉踏实就算。

但假如身为公民，觉得自己国家值得花人力物力去投资去保育的，不单是能够赚钱的产业，而是国家各领域的人才，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家的文化古迹，多元社会的凝聚力等等，那种参与感，就属于有思想深度，有感情基础的国民意识。反之，假如新加坡好些出色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跑去香港的报章来发表独立的见解，还要被五毛党一流的网民攻击，那就难怪普通的新加坡人，会情愿当不投入感情的经济动物，或觉得自己默默无言，就不亏欠国家什么了。

逆境里的生机？

这次的疫情，反映出新加坡人是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很多人似乎消费心态高于危机意识，阻断措施实行前还临时去排长龙买珍珠奶茶。而国家宣布出外不戴口罩要罚款三百元时，也有很多人自封为阻断措施纠察员，专门拍人违例，而最小心眼的还专挑异族人士。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富有同理心的，比如网红普丽蒂，一下子就为生计受疫情影响的客工筹到十几万新元。而一些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和知识分子，也跟工人党和民主党的成员在网上座谈会里，就疫情和总体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马来报章Berita Harian在开斋节的一个月前刊登新闻说，居家的小型饮食生意，由于疫情关系，不能再运作，否则罚款一千元。结果，有人在网上发起请愿，获得七万多人支持。巫裔环境及水源部部长马善高开始急忙指责人们如此起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过几天后，政府却让步了。

另外，国防部长黄永宏日前宣布今年的国庆日将“化逆境为胜利”，把国庆礼包带到家家户户。结果许多新加坡人群起到国庆留言表示不该浪费资源，还有一万多人特别签了个请愿。这或许也代表说，一向强调物质主义的新加坡人，越来越有环保意识了，还是不买政治宣传这一套了？

新加坡的民主化，从第二代领袖的“协商式政治”，到现在第四代的“伙伴式政治”，都说了三四十年了。所谓事在人为，愿意乐观的，就该乐观吧？政治归政治，也不知全球经济下来会是如何，居家办公是否足够温饱，假如未来的日子恐怕会更加灰暗，是否只好珍惜目前多跟家人共处，跟朋友上网清谈的机会？

新加坡人自国家独立以来，长期习惯事事依赖政府，早期移民社会那种互相扶持的精神，如何通过新的网络重新建立，将是一大挑战。而在功利至上和强调服从纪律的大环境下，个人如何秉持对于文化与社会正义的信念，也将是一种考验。

说起来，新加坡每年国庆，都会搬出“红头巾”之类的建国先驱形象，来象征国家如何脱离甘榜生活，如何告别“第三世界”的历史叙事。但同为建筑工人的外劳，竟这么轻易地成为同理心的盲点，或许已经反映出一种中产阶级的心理现象吧。就如大家生活安逸起来，自然而然就会向往《小娘惹》或《摘金奇缘》里的奢华缤纷。新加坡人长期以劳力工作为耻，假设说以前林清祥那个时代的工会运动，和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故事，也要取材拍成电视剧，恐怕左翼色彩太浓，都不晓得有多少观众能够认同了。

总括而言，针对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到目前为止仍未见有多大声势，阻断措施也恐怕会更令他们处于挨打的地位。执政党方面肯定不会掉以轻心，相信到最后一分钟，也会使尽法宝来游说选民，而且大选对第四代的各个年轻部长来说，也是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疫情之下，选民的情绪波动还很难预料，但好戏应该是会有的。

注1：今年3月，范国瀚在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前，展示一张画着笑脸的卡片并上载到推特，结果在5月份遭警方传召协助调查。

作者简介：

黄子明，自由撰稿人，德国文化遗产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新加坡文化史以及多元文化社会，著有《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