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六）病毒與跨境：從Covid-19看沙巴斗湖與印尼邊境的流動

文/邓淑瑜（台湾中研院研究助理）

图一、沙巴斗湖与印尼北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的地理位置图

一、斗湖与印尼边境的关係

斗湖（Tawau）（图一）地处马来西亚沙巴州的东南隅，毗邻北印尼加里曼丹，和打拉根（Tarakan）遥遥相对，又与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相距不远。在20世纪初，英国北婆罗洲渣打公司与荷兰东印度政府将殖民势力渗透到婆罗洲岛，两国不断进行交涉后，斗湖被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内，其中一座小岛西巴迪岛（Pulau Sebatik）也被英、荷划作两半，北部归英国人管辖，南部归荷兰人的领地。二战后，大马及印尼独立后，分别继承前殖民者所规划的边界领土。

斗湖与印尼北（东）加里曼丹（注一）在191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移民及经济。英国人允许日本投资者进入斗湖投资发展热带种植业、林业、渔业等，而荷兰统治的北（东）加里曼丹进行开採石油业。两地的经济活动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二战前吸引自中国华南、香港、台湾、日本、爪哇人等移民至斗湖谋生，另有部分移民者选择从斗湖过境到印尼，寻找其他的工作。因此，斗湖因在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性，形成移民者的转运站或是终点站。在贸易上，印尼输出藤条、燕窝、煤油等至斗湖并透过外国商船转运至其他地方贩售，反之，斗湖输入生活物资，米，油，以及生产蔬果类、畜牲等运至印尼，当时运载商品及人群流动的交通媒介主要是传统的帆船。

二战后，特别是在1950年至1960年，英国殖民者重整斗湖林业、农业等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英国人为了禁止共产党的势力进入其殖民地，决定不引进中国移民，转向开放印、菲的移民到斗湖从事劳动工作。斗湖在这十几年内，印尼人的人口增长近10倍。此外，战后初期，印尼试图摆脱荷兰殖民，过程中并非和平政权转移，而是经过数年流血衝突，才逐渐将残馀的西方殖民势力及外国投资者驱赶出境。虽然印尼取得国家主权的独立，但是经济及社会发展却不稳定，也导致民不聊生，印尼人口外流到斗湖，同时物物交易也随之蓬勃的发展起来，来自苏拉威西及菲律宾船隻运载著椰干运送至斗湖，并换取重要的生活物资，再运送回国。因此，斗湖与苏拉威西自此开始产生移民及贸易的互动关係，一直延续至今。

图二：2020年4月7日从印尼遣返回斗湖的船隻。（注二）

二、Covid-19与MCO政策衝击人群的跨境

2020年3月12日，沙巴第一宗Covid 19案例发生在斗湖，一位58岁的伊斯兰教传教士曾经出席吉隆玻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集会活动。随后，联邦政府宣佈行动限制令（以下简称MCO）开始，斗湖与印尼的海、陆、空之边界也陆续封锁。3月18日，MCO的第一天，斗湖的渡轮停止运作，大约有200人滞留在斗湖渡轮码头，印尼驻斗湖领事馆负责人抵达现场慰问无法出境的印尼人，并呼吁当局尽速给予宽限。斗湖与印尼之间的渡轮服务，分别有三条航线：（1）斗湖──（印尼）西巴迪岛（Sebatik） （2）斗湖──努努干（Nunukan）（3）斗湖──打拉根。斗湖当局宣佈3月19日至20日，特别允许欲离境的印尼人。接著，航空运输，由马航飞翼经营斗湖飞往印尼北加里曼丹的打拉根，给予宽限日至3月20日，但只允许印尼人出境斗湖。最后沙巴州政府3月23日宣佈关闭三条与印尼的陆路边界路线，其中两条路线分别位于斗湖──西巴迪岛以及内陆地区的Serudong-Simanggaris。州政府关闭边界主要禁止两国人民频繁的往来，避免疫情的扩散。

州政府封锁边界后，破例5次让滞留在印尼的大马人及其家属返回斗湖。这些入境者大多数的旅行目的，是为了参加原先订于3月19日至22日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哥瓦市（Gowa）举行的亚洲伊斯兰教宣教活动（Program Ijtima Dunia Zona Asia 2020）。因斗湖在3月12日开始有陆续有covid-19 确诊病患来自吉隆玻的万人集会，有鉴于此，州政府于3月20日，下令禁止所有曾赴苏拉威西准备参加宗教聚会者入境沙巴，隔日州政府却允许第一批从苏拉威西的返回者抵达斗湖。3月29日，州政府宣佈斗湖成为州内最严重的疫情重灾区，并被例如“红区”，当局将採取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是当局却在同一天又批准第二批遣返行动。当局表示如果禁止他们入境，可能导致这些人透过非法的途径返回，容易造成州内防疫的破口。4月初，仍然有120名的大马人被滞留在印尼。这部分的人是2月初前往印尼泗水参加商务会议，原定于3月22日返回，但因MCO全部飞机禁止飞沙巴，他们决定转往印尼东加里曼丹，转飞北加里曼丹，再从努努干坐渡轮斗湖，但却失败告终，他们向沙巴非政府组织求助，要求官方尽速安排遣返。

很不幸的事，从苏拉威西返回斗湖的人当中有9人被感染 Covid-19，其中3人是本地人，6名是印尼人，4月15日报导，斗湖的Covid-19病例高达79宗，其中有95%案例曾与伊斯兰集会（Tabligah）有关，以吉隆玻大城堡清真寺集会相关的占66宗。虽然，少数个案曾赴印尼，但是，州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遣返的行动，4月23日仍然有近百人从印尼返回斗湖。从表一分析5次入境者的日期、人数、身份以及旅行史。在返回斗湖的入境者，他们除了大马国籍之外，还一同携带其印尼籍的家眷。州政府也并没有因国籍身份将印尼人拒于门外。另外，州政府在5月15日，允许134名的印尼人从斗湖出境返回家乡，其中102人回去苏拉威西、24人回去北加里曼丹、8人回去东加里曼丹，还有34人选择暂时留在沙巴至MCO结束。

表一、MCO从印尼遣返斗湖个案分析表

两地之间的人群流动以正规的管道通行之外，仍有部分的人是以偷渡方式跨境，称为“老鼠路”（Jalan Tikus/ Rat Corridor），意思是指透过非官方允许的路线出入境。“老鼠路”在二战前的殖民时期就已经形成，并成为一种常态。当局定期进行扫荡非法入境的行动，但仍然无法有效地消除此问题。在MCO期间，当局封堵州内37个被非法移民用于偷渡入境的路径，其中斗湖占有4个。非法移民是沙巴数十年来无法根治的问题，同时，沙巴也是全国非法移民最多的州。根据统计，沙巴有近120万的外国人，占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只有30%是合法居留。斗湖的外国人口约有18万人，排名全州第一，其次是山打根和亚庇。沙巴州内设有4个非法移民扣留中心，其中一间就设在斗湖。当局每个月会进行两次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动，但在疫情肆虐和MCO期间，因暂缓行动，使得扣留中心人数爆满，为政府带来巨大负担。一直到6月初，印尼政府与沙州政府合作，协助遣返非法入境斗湖的322名印尼人。

另外，在没有被遣返的印尼人当中，大部分则因工作关係，而选择定居于斗湖。斗湖从战前至今都是州内最重要的农业阵地，许多种植园都聘请大量的印尼人来从事农业的工作。因斗湖某油棕园曾有确证病例，州政府立刻禁止东海岸地区油棕园的运作，但同时要求雇主必须如常支付员工的薪资，突如其来的禁令，使得许多的雇主相当不满意，要求州政府放宽条件。除了农业以外，印尼人从事建筑业、餐饮业、工厂加工业、渔业、林业等等，以较为基层及必须付出大量劳力的工作居多。在MCO期间，这些印尼劳工也受到波及，他们被禁止工作，失去了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的开销，乃至于无法出境返国，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印尼人向印尼驻斗湖领事馆提出申请援助，因此，印尼驻斗湖领事致函予斗湖中华商会，要求捐赠日常用品及食品，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印尼公民，解决他们的三餐温饱。随后，领事馆的官员将生活物资优先提供给自由职业者，例如小排档的仆人、小渔民、割草机、建筑工人等。

三、贸易的禁止与走私问题

边界交通管制只是禁止运载两国人民的往返，但海上货运运输并没有马上终止。3月23日，州政府宣布禁止外国商船进入沙巴州海域内。3月24日，沙巴州政府考虑到斗湖、拿笃及亚庇的冠病疫情严重，下令停止沙巴东海岸与印尼及菲律宾的物物贸易活动，不准印、菲商船来沙。3月28日，沙州执法单位驱赶试图进入沙巴海域内的外国商船，阻止印尼商船进入。4月4日，大约有10艘商船全数撤离停靠在沙巴州内的各城镇码头，这些商船在斗湖、山打根及纳闽靠岸主要是向州内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白米、食油、糖及面类等。另外，印尼也宣布大马在实行MCO后，使得北加里曼丹的海产无法出口至斗湖。根据西巴迪海洋与渔业综合中心（Sentra Kelautan dan Perikanan Terpadu (SKPT) Sebatik）表示，通常每天早晨西巴迪都挤满了向斗湖出口的海产。

在MCO实行之前，印尼销售至斗湖的海产约有2万7378公斤，价值12亿4000万印尼盾，平均每天进口20吨左右。边境的封锁，使得印尼的渔业收到影响，收入跌至几百万印尼盾，也只能于印尼当地使用。SKPT表示，两地之间的渔业产销仍然无法恢复到正常的交易水准，截至4月底，海产仅剩下455公斤，价值1060万印尼盾。虽然正常的贸易受到影响，走私也一如既往，并没有因疫情而停止，执法单位持续逮捕边界非法走私活动。这些走私物品，多是海产及生活物资。在4月期间，大马海警在旧斗湖河（Tawau Lama River）拦截高达5000公斤大约40万令吉的生螃蟹的走私活动。走私的人员有一位是大马籍，一位是印尼籍。他们透露这些螃蟹从印尼捕获，运送到西巴迪岛就在边界转移到大马注册的渔船上以避开当局的逮捕。除了海产走私,也走私柴油和酒类。印尼当局逮捕4位涉嫌走私者，他们从斗湖运载6公斤的冰毒（sabu-sabu）至加里曼丹的Sungai Segah运到Teluk Bayur，并打算销售到苏拉威西及Samarinda。

图三：从苏拉威西（西裡伯斯）来的椰干船停泊于斗湖码头（注三）

四、边境为暧昧的缓衝空间

MCO政策严谨控制大马国内的人群行动，甚至是禁止跨州等，其中也包含了禁止外国人的入境。但是，从上述的案例中却不完全如此，中央的政策虽然对地方边境造成一定的衝击，但在这过程中，边境却是一个极其暧昧的缓衝空间。两地人群流动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如前所述，其背后的移民历史之发展脉络与殖民经济有关。除了因地理位置相近之外，主要源自于20世纪初英、荷扩张各种殖民经济活动，进而奠定边界人群流动的重要基础。英、荷殖民政府提供优沃投资的条件，宽鬆的移民政策，藉此吸引外来投资者及劳动移民。斗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是农业的重镇，因此急需大量的劳动人力，来自印尼的人群则是填补劳动的空缺，使得斗湖与印尼的交流更为紧密。

从二战前至现今，斗湖与印尼除了发展出正式的移民及贸易之外，也同时面对非法偷渡及走私贸易。因此，在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之下，非法活动更是容易造成国家在防疫行动上的困难。从上述的案例可以得知，大马的执法单位都竭尽所能控制边界之间的人群流动及贸易。避免这些入境者是患有Covid-19，进而感染给州内的人群。同时，政府又因为拘留过多的非法移民，产生巨大的压力，其压力莫过于拥挤的拘留中心就像是一颗计时炸弹，容易爆发群聚感染的地方，因此，政府不得不儘速将他们驱逐出境，由此可见，Covid-19考验著政府如何去应对跨境的人群所衍生的诸多问题。再者，边界的移民及贸易是否也会因这一场疫情而产生其他的结构性改变，这是必须持续关注的议题。

图注：

注一：北（东）加里曼丹：2012年，印尼政府将东加里曼丹省内的打拉根、布隆岸、努努干等地区划分为北加里曼丹省。

注二：资料来源：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249144.html

注三：资料来源：韦伦（F.G.WHELAN）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实业》，页22。

参考资料：

1. 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斗湖华人社团联合会二十三週年纪念特刊》（槟城：文星印刷出版有限公司，2005）
2. 锺淑敏，〈战前台湾人英属北婆罗洲移民史〉，《台湾史研究》第 22卷第1期，2015，南港：中研院台史所，页25-80。
3. 陈鸿瑜，《印度尼西亚史》，台北市：国立编译馆，2008
4. 《南洋商报》，1956年8月30日，页11。
5. 韦伦（F.G.WHELAN）著，陈琼蕙译，《北婆罗洲实业》，页22。
6. 陈洌，〈荷印移民条例的研究〉，《东方杂志》32:6 (1935，上海)，页45-52；
7. 马来西亚星洲网
8. Frederik CarelGerretson, History of the Royal Dutch, Volume Two (Leiden: E.J.Brill, 1958)
9. North Borneo Government, Manual of Statistics Relating to British North Borneo1915(Sandakan: The Govt. print. off.,1915), p.12.
10. State of North Borneo Supplement to the Official Gazette,1917-1930.
11. Borneo Post Online,https://www.theborneopost.com/
12. https://darilaut.id/berita/dampak-virus-corona-ikan-ikan-terbuang-percuma-nelayan-enggan-melaut
13. https://covid19.sabah.digital/covid19/

作者简介：

邓淑瑜，沙巴斗湖人。毕业于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学士，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目前就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任职研究助理。兴趣是研究跨境的移民及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