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4月4日，新冠肺炎疫情自中国武汉爆发、蔓延到全世界，不过两三个月，对我而言好像过了很久。世界上另一些地方，疫情似乎还刚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这次疫情还要延续多久。有人说几个月，有人说一两年，也有人说永远。
很难说我是哪天开始关注疫情的。12月31日，我和两个朋友吃饭，饭局上讨论过武汉出现SARS的事情，中国人对那段历史深感后怕。但武汉距离太远，我们所知信息太少，也就不了了之。转眼到了一月中旬，我忙完学校事宜计划去印度过年，这时陆陆续续看到海外消息，泰国、香港都有人从武汉回来后染上肺炎。我心里笼上一层阴影，但行程都已规划好，我还是与妻子踏上印度旅程。
到了1月20日前后，海外媒体已经大肆报道新冠肺炎的严重情况。妻子毫不犹豫地在网上下单买了大量口罩、医疗用品及食物。事后证明，两天之内中国的口罩就涨上天价，随后断货。而当时我们下单买的有些商品，直到今天仍没发货。也就在这天，中国正式宣布新冠肺炎会人传人，武汉终于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从此，我的正常生活时间结束了。人在印度，暂时没有感染危险，还是可以正常地游山玩水。我也知道印度人民正在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这是印度的大事，但我没法去关心印度，我没法关心武汉肺炎以外任何事。我与妻子整天待在酒店里，随便吃点东西，从早到晚看新闻，刷微信朋友圈，看一切过去从来不看、但现在有可能传递信息的中文媒体。疫情在武汉和中国爆发，再加上迅速封省、封城、封小区，外界基本没有独立获取信息的渠道。所有关于疫情的信息，都只能通过中文媒介传来。
这样的日子过了十来天，但似乎无比漫长。正逢中国新年，我们随便吃了顿印度自助餐就算过年了，回房间继续看手机。武汉情况无比凄惨，中国其他城市也全面封城，整个中国都无人有心过年。妻子与我一直在讨论回国时间。上海并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城市，但我们觉得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不安全，而且封锁政策一直在变。最危险的阶段是机场和飞机上，但回到家中，总还是一个足够安全的空间。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在1月30日返回上海。
印度街头没什么人戴口罩，但机场工作人员都已有意识，都戴上了口罩。我沿途去过不少印度街头的医药店，基本买不到达标的外科口罩，更不用说N95。离开印度时，我对印度充满了焦虑。印度要到3月底才真正爆发，但印度人民面临的惨状，我在1月就反复思考过。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看着灾难一点点到来，无差别地降落在世界各地人民的头上。
1月31日，我终于回到上海。阳光无比灿烂，我从来没有那么快地从机场通关，也没有那么快地打到车，飞驰在几乎无人的街道上。我不记得上海什么时候曾如此空旷，而我很确信的一点是，历史到了转折点。
二 近观
回家以后，我们就闭门不出，甚至也不叫外卖，开始隔离生活。家里已经囤了足够的生活物资，在基本摸清现在周边生活物资供应情况后，我们又把所有注意力都投入到武汉的疫情上。
连续多天，中国官员昏招不断，武汉疫情越发严重，可谓天怒人怨。我注意到很多朋友都停下手头工作，不断地转发相关疫情信息。有能力的人，还在做一些匹配运送物资的志愿者工作。网络审查仍在继续，但无数人仍顶着审查发布信息。我做不了什么，除了偶尔给媒体写几篇文章以外，只能默默地关注疫情的进展。
原本我在寒假里有很多学术工作要做，但完全无法专心投入。电脑上有个软件，能看到很多中英文新书，就翻翻闲书打发日子。印象最深的新书是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非常压抑，结构繁复，多条时间线索、人物线索反复穿插，令人赞叹。这是我这两年看到最好的中国小说之一，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路内，算是疫情期间的一个意外惊喜。
看书之余，就与全国各地的朋友、学生沟通各地疫情信息。大家都闷得难受，不光是身体压抑，更多是心理上的。不少朋友好久没有联系，突然打来电话，一聊就是很久。中国的疫情已经摊开，大家不再惊讶，大家更关心未来。可是谈到未来，几乎都是一片灰暗。在过年之前，中国的政治教育就在不断加码。经此一役，所有人都认为，疫后的言论监管和政治宣导会更加严格。所以，电话一般都以叹息收场。
2月6日，李文亮医生去世，朋友圈瞬间被悼念信息刷爆。我有些惊讶，多年未见到这般场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悼念李文亮医生多少有一点风险。当然，朋友圈一大半人都在悼念，甚至一些体制内的朋友也转发了信息，法不责众，风险算是被稀释。这也是中国疫情爆发后，非常罕见的自发集体对抗主流宣传口径的行动，此后也没有了。
2月13日，中央终于宣布武汉换帅，将前期处理疫情极为糟糕的武汉以及湖北领导人换下。民众对此已感麻木，没有什么反响，只是苦熬。此时已临近大中小学原本的开学时间。现在全国做法空前一致，延期开学，网络授课。大家都接受了现实，疫情绝非短期内可以平息，影响将会持续很久。
对我而言，一方面关注具体疫情，一方面要准备网上授课。对于网上流行的“方方日记”则并没有多加关注。其中没有多少新信息，主要是一些情绪抒发。而这种强度的情绪抒发，远不能平复我的苦闷心理。后来我与一些世界各地的朋友商量，组织一个小规模的读书会，每周用一个晚上一起读书。最初由我给大家讲课，讲庄子《齐物论》。事实证明，备课、讲课《齐物论》，这就是我在疫情期间最快乐的时光。
转眼到了3月初，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疫情终有所好转。但是疫情并没有终结，学校也没有真正开学。我仍然不出门，用Zoom给学生上上课，也用Zoom给朋友们讲讲庄子，同时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未来。
3月1日开学，我面对一批新学生。大家从未谋面，只好通过摄像头打个招呼。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喜欢开摄像头，我也不知道他们上课时在做什么，只得自顾自讲，“老师假装教，学生假装学”应该是网络教育的常态。
我一开始就问学生一个问题：最近三十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事情是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中国加入WTO”，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还有人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这个看似滑稽的说法却是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很流行的说法。我说出自己的看法，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就是中国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事情。同学们显得很惊讶，甚至纷纷表示我夸大其实。我则对他们的反应有些失望，为什么年轻人都丧失了最基本的认识世界能力？
疫情先后在韩国、日本、伊朗和意大利爆发。一个月前，上学期访问过我们学校的意大利教授还写信给我表示慰问，现在却轮到我写信慰问她。然后美国，欧洲甚至印度也爆发了。美国疫情爆发，伴随着美股巨幅波动，连续几次熔断。一时间，我都接到几个邀约，要我录制节目或者做直播专门谈谈美股熔断。节目做了，可我真正关心的是美国的疫情。疫情状况不明确，后续的经济影响根本无法估算。
美国一步步朝向深渊滑去，每天新确诊的数据都很惊人，迅速超过意大利和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而且没有任何明朗趋势。美国有3亿多人，如此基数上的后果必定非常可怕。我很能体会很多美国好友的无奈，美国上至总统、下至民众，一开始就轻忽疫情，又不能真正严格管控，只能眼看疫情一天天地加剧。我们谁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在周末聚在Zoom上，继续探讨《齐物论》。
而且，印度疫情也爆发了。我两个月前设想的在印度会发生的最可怕事情，一件件都发生了。美国还留下一片惊人数字，印度的惨烈，恐怕连一个有效数字都没有。我终于有余力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了，但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已不是我所认识的世界了。
这个世界没有净土。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偏远的尼泊尔，佤邦，我们多少都能听到一些消息，都不能令人安心。此外，疫情还导致严重的以邻为壑心态，这个邻往往是真正字面上的邻，更不必说邻国了。所以，疫情对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破坏力不可估量，我再难想象一个曾经和谐互动、紧密联结的世界，只余“梁漱溟问题”萦绕心头，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作者简介：
梁捷，上海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曾担任亚际书院研究员。个人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经济思想，经济发展以及南亚、东南亚的区域研究，曾在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等地进行学术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若干。此外，他曾与友人发起创办【读品】电子刊，也参与了“定海桥互助社”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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