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初新冠病毒（COVID-19）爆发以来，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讨论，不仅公卫与流行病学家不断辩论如何防疫，才可以有效控制疫情扩散、避免经济停滞；法律学者担心防疫过头抑制民权、侵害隐私；连著名的哲学家们亦对防疫措施和例外状态的关系吵成一团，乃至提出文化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东亚国家普遍控制疫情得当，或是主张疫情之后，世界将不再相同，国际秩序的重心也将有所转移。这些讨论为仍在发展中的疫情及各国的回应，提出了不少针砭，也对未来提出了乐观与悲观并存的展望。尽管如此，时代被一股黑暗庞罩的感觉依然强烈，如何才能走出黑暗，我们亦不清楚。
时代之所以黑暗当然不只是因为疫情罩顶，全球交通与经贸停摆，更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引爆了人心中的黑暗，而“歧视”正是这个黑暗的核心或症候。疫情爆发以来，歧视的种籽不断地从小而大、由内而外发芽扩散：不只疫情初期中国政府隐匿疫情，致使其他城市民众防堵武汉市民扩散，台湾政府亦以防疫为由，将在台拥有合法居留权的中国籍学生、配偶、研究人员，乃至人在湖北的台胞及其子女，拒于国门之外；美国亦向中国发出禁航令；欧洲和北美更发生了针对亚裔和中国裔人士的言语和肢体暴力，不少人因此无辜受伤，美国的亚裔社群甚至发起武力自卫的行动，以暴抗暴。四月中，广州的非洲社群也因为防疫需要，被赶出家门、强制检疫和缴交护照，而引发了歧视的质疑以及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紧张。台湾网民也为了反中情绪与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心切，而对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施加歧视言语，致使他在世卫的记者会上公开回击，批评台湾政府纵容种族歧视。尤其，随着美国的疫情升温，贵为总统的川普竟然为了逃避责任，恶意称呼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招致亚裔社群抗议，也引发全球哗然与甩锅之讥。新冠病毒似乎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任恶意与歧视四处扩散，并将整个世界卷入这场因病毒而起，但酝酿已久的“反中”风暴。
以台湾为例，疫情初情，政府禁止口罩出口，并针对陆生进行入境管制的举措就遭受许多批评，后来限制滞留湖北的台商及子女回国（非包机不许）的措施，更涉及了对国民行动自由的侵犯；政府及主流媒体坚持使用“武汉肺炎”一词亦引发歧视的质疑。然而，尽管争议不断，在2020总统大选中，以反中保台为口号，挟817万票高民意当选的蔡英文政府，显然无视于这些质疑与批评，非但对陆生、陆配与滞陆台商严防死守（相关讨论，可参考《文化研究》“新冠疫情下的两岸移动”论坛），更纵容网路上的仇恨与极端言论。（当然，中国政府以“一中”政策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以经促统”，甚至不放弃“武统”等举措，加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破产，以及在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强硬治理，长期以来给台湾民众形成负面的感受，是不争的事实，但以之合理化歧视与排除，却有碍台湾民主的健康。）结果是，非但解严以来逐渐形成的自由包容的社会气氛慢慢流失，有效的公众讨论与社会沟通也无法进行，批评政府者若不是被讥嘲为“无脑”，就是被恶意“抹红”。
如此一来，政府不只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和意愿，社会也因为歧视更加撕裂，公众的异议空间更形萎缩。因为疫情带来的例外状态，台湾社会仿佛重新回到冷战年代；相较于解严后两岸民间因交流而浮现的善意，蔡英文总统执政下的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敌意更深，一心只想“脱中入美”，希望借着口罩外交、参与国际组织、贡献国际社会等诉求，来换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可与接纳。 （当然，台湾公民希望台湾能够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两岸间的交流也能更为公平和对等，但是以两岸关系为牺牲，无视两岸民众和平意愿与利益的政治操作，却令人难以苟同，对台湾也未必有实质的益处。）由此观察，疫情中对陆籍人士的歧视，与“反中”的政治议程是互相配合的。这也让我们清楚看到“歧视”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公众议题。
反思美国亚裔社群的歧视史
歧视，仿佛是附生于新冠病毒上的另一种病毒，虽无形体，却恶毒更剧，让全球社会忙于防疫之际，更穷于应付各种因为文化差异与利益纠葛而产生的政治壁垒与社会撕裂。各种生物技术与数据资讯所形成的边界管控，加上各种维持社交距离、在家防疫的硬性要求，尤其加深了原有的裂痕，也强化了我们对“国家”的要求和期待，必须以共同体边界的明确化来落实。一时间，一个曾经视高度全球化为梦想的世界，好像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国家壁垒分明，敌我区分明确的冷战时代。因此，我们不该小觑歧视的作用和意义，尽管所谓“歧视”并不是一个容易明确指称的对象或事件；更多时候，它是一种经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印象和感受，是一种基于历史与个人经验的文化敏感。它虽不是明确可见，但清晰可感，乃至可以在身体和心里留下印记和伤疤。
我之所以对歧视“敏感”，很大程度来自于对美国亚裔社群历史的学习。美国的亚裔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歧视史：不论是早年被当成苦力引进的华人与菲律宾劳工，被拒绝“白种人”身份的印度移民，或是二战期间被关进集中营的日裔移民，美国亚裔的历史与歧视的印记相关。从“黄祸”威胁论到“模范少数”接纳论，亚裔社群在歧视的历史中挣扎、成长。歧视既是亚裔群体所要反对与抗击的社会力量，也是不同亚裔社群得以走到一起，形成共同认同，乃至同理黑人与其他受压迫的弱势社群（如西语系移民和同志社群）的原因。正是歧视，而且是落实歧视的制度性安排（如入境检疫的要求、身份的给予或拒绝，或集中营）使得这些因为不同原因，先后来到美国的群体感到不受欢迎，无法归属，甚或是无辜经受暴力的对待与折磨（例如1980年代的陈果仁事件，2000年的李文和案或是2014年纽约华裔警察Peter Liang执勤误杀黑人引发的争议）。因为性别、种族、阶级乃至性向或是身障，而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外，剥夺、或是不被给予身而为人，应有和基本的权利，正是歧视的根本定义，这也是民权运动通常以争取“公民权”为运动轴心的理由，因为“歧视”本质上具有反平等、反人权的性质，而对平等与人权价值的追求正是所有反歧视运动的根本主张。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定“歧视”并不容易，因为它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一句不带脏字的恶语、一种下意识的迴避或安排，甚至是不经意的、无心的、不带恶意的行为；它可能只是一种因为差异和缺乏了解而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或成见，甚至是一种基于自我防卫的抗拒；这些行为反映的，或许更多是对差异的主观判断，而不一定是“歧视”。的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对主观上感觉不熟悉、或难以接受的事物抱以“异样的眼光”，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必然“歧视”对方。然而，若是这些“异样的眼光”总是落在某些种族、性别、阶级、性向或身体的特征时，再加上我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坚持，异样感就可能往歧视的方向滑动，乃至固置在这些特征上。对这些特征的甄别，并将之扩大至具有这些特征的群体，欲透过制度性的安排予以排除或压制，就构成了歧视。藉由排除，歧视所欲构成或巩固的，正是施予歧视的主体，即那个在中文里通常不被表述的“我们”，或是在英文中构成歧视一词的共同体（discrimi-Nation） 。
换言之，从甄别到歧视的滑动中，真正在形成的是共同体的边界，是国家的性质与形状。这也是亚裔经验之于美国历史的意义：透过亚裔被歧视的经验，我们得以看见以移民立国的美国其实未必真的欢迎移民，但是也唯有真心接纳来自五湖四海、各种颜色的移民，美国才能真的称得上“伟大”。反歧视的亚裔观点提醒我们，美国历史其实也是一部歧视与征服的历史，但其价值──如果有的话──恰恰来自于各种移住民反对歧视，让这片土地更为多元和包容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歧视与国家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组辩证的关系：国家是在甄别与排除的暴力基础上形成的，但国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克服与改变这样的暴力机制，使人得以安于所居，免于恐惧。
隐身于歧视的根本逻辑
由此观之，新冠病毒的暗黑效果──除了造成恐惧和死亡外──就在于给予国家暴力机制一个合法性的借口，使得各种各样的歧视得以堂而皇之、登门入室，不必收敛。如果说反歧视运动赋予共同体一个文明的合法性基础，那么因疫病而扩散的歧视正以合法性为借口，削弱国家的文明基础。诚然，早在新冠疫情发生前，歧视就是人类社会的棘手问题，就算没有新冠病毒，歧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也不易解决。各种歧视，乃至仇恨话语，亦在各地的媒体上传递，不论是欧洲的穆斯林和难民问题、日本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或是华人对黑人的歧视，都是人类文明长期以来的未爆弹。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病毒的全球传播使得歧视的问题更被突显，而且更加复杂与胶着，这也让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文明主义的交缠和同构，更是需要正视与处理的问题，因为在新冠病毒的时代里，它们更化身为、或隐身在，反中国的反全球化论述（如川普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以及美中的新冷战对抗（如美中贸易战里的通讯技术争夺以及台湾问题）中。
这也意味着后冷战全球化时代以来，藉由多边主义与区域整合所创造出来的短暂与部分和平，可能进入更大的震荡；原来的全球体系治理模式（如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与国际规范）也可能得进行重整。在这些更大、更实质议题的笼罩之下，歧视问题或许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主要的矛盾，但它却是隐身其下的根本逻辑──甄别敌人与朋友，划定边界和阵营，表述价值和意义。我们则可能在这些甄别、划界与表意的引导下，被迫站队或无语失声，更加撕裂，也更加地无法应对真实且重要的问题。歧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往往以其热切及冷峻，遮蔽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并且阻断了讨论问题的其他可能。
这样的感受在台湾尤其强烈。一方面台湾近三十年以来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运动，从反国民党威权到反中国霸权，这条道路上埋下了许多歧视的因子，从省籍冲突逐渐转化为统独认同，再而进化成2020总统大选中，在反中保台旗帜下“英粉”与“韩粉”的互相奚落和仇视。然而，这些看似冲突的组语，其实未必是真实的矛盾，但却很容易被激化为绝对的斗争，从而遮蔽了隐身在省籍、统独与蓝绿标签下的争权夺利与历史问题。同时，权力与历史问题不只被表面化为反中和保台的零和选择，更被渲染为一种文明的距离，乃至能否在国际秩序的震荡中图谋自我最大利益的选择。反歧视运动所蕴含的伦理与平等原则，原本是台湾民族主义的一股批判意识，在这样过程中被忽视，甚至自我否定了，仿佛为了对抗敌人，就可以放弃自身的伦理原则，或是予之合理化。另一方面，从政权本土化到国家台湾化这条政治路径的确立，也将台湾的生存问题窄化为一种国家安全的选择，并以之为剑（例如以“反渗透法”之名）向公民磨刀霍霍，予之警惕和规训。
这使得“反中”从反抗压迫这种具有正当性的情绪，逐渐成为一种甄别敌我的边界话语，并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成为巩固政权的武器，从而合法化一切在疫情当中针对中国籍人士和大陆台商的歧视对待，即令代价是造成两岸关系与台海和平的紧张，也在所不惜。这也使得歧视不仅仅是异样眼光和差别对待而已，更是一种夹杂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文明主义的政治工程。台湾区辨于中国的种种尝试（如正名运动或即将展开的修宪，乃至制宪工程），也就不只是台湾的家务事而已，而总已被包裹在国际政治与美中对抗的盘算之中。说到底，歧视的政治性正是我们不当小觑歧视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应该继续讨论歧视的原因。或许我们无法解决歧视，但是透过掀开歧视所遮蔽与渲染的，我们或许更能面对自己内心的阴暗，体会和思考这个黑暗的时代是怎么形成的。
5/20/2020初稿
5/22/2020修改
5/24/2020再改
作者简介：
王智明，现任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以及《文化研究》学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