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不可逆转，似乎早被奉为金科玉律，这回却遭到新冠病毒的挑战。作为世界物流枢纽的新加坡，去年才刚见樟宜机场有命名为“星耀”(Jewel Changi Airport)的新地标开幕，而今它最吸引游客的室内瀑布也阻断了多时。
假如生活节奏只是暂时缓下，或许也给予人们一个机会喘息，对现今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平等，以及生活质素如何提高的问题加以反思。然而，以新加坡的情况来说，言论自由的空间本来就有限，如今在疫情之下，就算有燃眉之急，更不可能有沸沸腾腾的大型集会了，只能依赖网上的签名请愿或讨论平台。
新加坡这一场疫情，和执政党不断精心布局的大选挂钩，显然已是大势所趋，相信执政党的战略就是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问题是：究竟这回疫情所带来的恐慌，能否给根深蒂固的经济模式，带来改革的契机？还是给予急待巩固地位的政治领袖一个良机，以空前绝后的援助配套来安抚选民，出奇制胜？
迟迟不封城，大选何太急
新加坡仗着17年前对抗沙斯的经验，这回在武汉暴发疫情时，显得有点轻敌。大约到3月中旬，欧美开始恐慌时，这里新冠确诊病例也不过两百多起，别说没实施封城，也不鼓励国人戴口罩，只呼吁人们用手机来下载“合力追踪”的app。那时显然没料到确诊病例会在两个月后破3万。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已迫不及待地为2021年4月前所应举行的大选而铺路。新的选区划分在3月13日便公布，其中反对党工人党在上届大选竞逐过的单选区，就有三个被消失掉。4月初实行“断路器”（Circuit Breaker）措施的当儿，新加坡政府也已经一连推出了三轮经济援助计划，而“2019冠状病毒特别安排”法案也随即出炉，提呈国会一个月后便三读通过。
反对党一开始就纷纷批评说，疫情尚未明朗之时，大选为何不尽量挪后。而网民也留意到行动党总理李显龙在宣布选区后不到十天已经在自己的集选区内和公众接触，那时卫生部已经劝告人们在小贩中心和戏院等公共场所保持至少一米距离。但即使在实施阻断之后，还有行动党议员以劝人戴口罩为名，而在选区走动。
大选何时举行最为有利，自然是关键问题。2015年，新加坡的历史巨人李光耀资政去世，跟着又是独立50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选民的心理不难借国家意识来牵动。2019年碰上开埠200周年，和700周年凑在一起等于双庆，照理又是大好时机，却偏偏一连出现了多起军营死亡事件的负面新闻，最惊人的是知名艺人冯伟衷在装甲车里发生意外而不治。
还很糟糕的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在去年跌到十年最低，而公民的失业率也已经从前一年的百分之3，升到3.3。反讽的是，新加坡同时又获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跟国民的就业脱节，乍听之下不容易理解，但不难指出的一点是，公民在这岛国里，目前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六。
谁为社会下层发声
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逻辑，主要就是高度竞争，利润至上；一言以蔽之，始终离不开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
对勇于尝试的投资者或新进人才来说，它开启了崭新的可能性。但它阴暗的一面，就是在商业利益的前提下，一味减低成本，引进外来劳工而尽量压低工资；随着外来投资，城市快速发展的当儿，还有不少专业人士生计朝不保夕，又逢物价房价高涨。
经济的效应，在免收资本增值税的新加坡，并不轻易下渗到底层，但经济萧条，却直接打击中下层。如今新航出现了1972年经营以来的首次全年净亏损，但它一说要以新股和债券筹资150亿新元，就获得淡马锡控股的全力支持。至于其他各种行业，又何尝不需要应变的对策？几个月前，国际来访的游客一少，德士司机便纷纷退车，到了阻断时期，又说改为送餐。
6月2日后，全城分阶段解封，但外卖并不足够让小贩维持生计，商联总会便建议政府尽早放宽堂食，否则有二三成的业者恐怕撑不下去。此外，还有许多长期已在“零工经济”里打滚的自由业者，比如我们所谓搞文化的，也不知道靠谁来出头。虽说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所宣布的一系列“团结预算案”、“韧性预算案”、“同舟共济预算案”还有最新的“坚毅向前预算案”，名堂众多，但不少薪金补贴都是通过雇主来分发，另外还有所谓的培训机会，也只等于是间接的援助。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确诊病例，都以居住在高密度宿舍的客工为主，所幸死亡率不及百分之0.1（截至5月18日，2万8千多个确证病例中，仅计有22人是以新冠病毒为死亡主因）。当局也在亡羊补牢，提供隔离设施。但很精妙的安排是，客工数据跟工作准证持有者的确诊数目，都排除在涉及公民或永久居民，所谓“社区感染”的数据之外－－言下之意，他者的感染，无需影响国民的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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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范国瀚脸书（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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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的迷思？
新加坡的城市发展，长期有赖于来自印度、孟加拉等各国的劳工，他们往往交付了天价的中介费，却在这里被拖欠工资。如今由于疫情，收入自然又都受到影响。但有不少带着“有色眼镜”的网民，似乎只觉得他们出身低贱，不予以同情。《联合早报》在四月中还有读者来函，认为客工宿舍的冠病快速感染，是因为他们来自“落后国家”，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伴随着他们。这番言论很快便遭到批评。
新加坡政策学院（IPS）去年举办回顾新加坡开埠两百年研讨会时，国立大学的地理学家杨淑爱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社会隔离模式，以致国家主义演变成新的种族主义？
没想到，向来标榜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真的被一语道破。
试想这二十万外籍劳工长年累月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都守在43个拥挤的宿舍里，卫生条件和膳食条件都有待改善，而约新币600元的基本工资，如今发生疫情，人力部一下就让雇主砍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薪水。难道说，过了两百年，殖民地时代“卖猪仔”的运作方式还是基本不变？
无数的新加坡人为了供九十九年屋契的公共组屋，骑虎难下，辛劳半辈子，退休后也不知剩下多少公积金，但至少居住得安稳，也不用像二三十万马国工友那样天天来回长堤。就算说自己平日生活受什么怨气，申请工作时如何面对外来人才的竞争，也不该把怨气出在待遇这么糟糕的外籍劳工身上吧?
另外，日前有社交媒体传出，人力部长杨莉明的丈夫张永昌是盛裕控股集团国际业务总裁，而目前位于新加坡博览中心的最大型冠病社区护理设施，就是由此集团负责改建。结果有两人因在网上贴文，批评杨莉明行为不当，而收到她以个人身份发出的律师信。
两人已经随即分别道歉，而其中一位范国瀚先生，还在要求之下，同意捐出一千元给“客工援助基金”作为补偿。“客工援助基金”是由全国职工总会和全国雇主联合会设立的新加坡外籍劳工中心（MWC）所负责的基金。其实，范先生本身是在新加坡曝光率很高的社运人士，也是劳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前执行董事，维护客工人权的“情义之家”早在2004年成立，比官办的MWC还早五年。情义之家在2008年开始接触过不少建设金沙赌场的中国劳工，结果便发现承包商经常要他们签不合理的工作合约，时而按小时计算，时而按计件率计算，形成一种工资的操纵，不少公司甚至拖欠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良好表现”的担保。
好笑的是，早些竟有官委议员向人力部长询问，政府是否考虑为客工宿舍的状况，向客工道歉，当然是不了了之。
民主选举只是群体暴政？
一个缺乏公平待遇的经济制度，显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利。然而，新加坡社会多年来都被菁英主义（meritocracy）的思想统治着，强调自力更生，各安其位，而规避了贫富悬殊的各种问题，包括最低工资制的需要。而如今疫情下最受瞩目的一群是客工，是否一到大选就不再成为课题呢？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本身，以及选区的划分，基本上已确保了执政党独揽大权的优势，如2011年，行动党只需赢得六成选票，就得了87议席中的81个。这意味着，只要一般中产阶级大体上都满于现状，或认同于执政的国家菁英，政治局面就不会改变。有些人会把这样的民主制度形容为群体暴政。
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里，人们该能享有言论自由，无需担心说跟政府唱反调，就不能指望在社会里立足。假如民主的机制只限于几年一次的选举，平时的主流新闻媒体都不容许有别的声音，对反对党的报导更以负面为主，国会辩论也不能现场直播，那么选民的投票便相当于买名牌车或选择电信服务一样，即使物非所值，就像用惯一个牌子，感觉踏实就算。
但假如身为公民，觉得自己国家值得花人力物力去投资去保育的，不单是能够赚钱的产业，而是国家各领域的人才，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家的文化古迹，多元社会的凝聚力等等，那种参与感，就属于有思想深度，有感情基础的国民意识。反之，假如新加坡好些出色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跑去香港的报章来发表独立的见解，还要被五毛党一流的网民攻击，那就难怪普通的新加坡人，会情愿当不投入感情的经济动物，或觉得自己默默无言，就不亏欠国家什么了。
逆境里的生机？
这次的疫情，反映出新加坡人是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很多人似乎消费心态高于危机意识，阻断措施实行前还临时去排长龙买珍珠奶茶。而国家宣布出外不戴口罩要罚款三百元时，也有很多人自封为阻断措施纠察员，专门拍人违例，而最小心眼的还专挑异族人士。
当然，也有不少人是富有同理心的，比如网红普丽蒂，一下子就为生计受疫情影响的客工筹到十几万新元。而一些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和知识分子，也跟工人党和民主党的成员在网上座谈会里，就疫情和总体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马来报章Berita Harian在开斋节的一个月前刊登新闻说，居家的小型饮食生意，由于疫情关系，不能再运作，否则罚款一千元。结果，有人在网上发起请愿，获得七万多人支持。巫裔环境及水源部部长马善高开始急忙指责人们如此起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过几天后，政府却让步了。
另外，国防部长黄永宏日前宣布今年的国庆日将“化逆境为胜利”，把国庆礼包带到家家户户。结果许多新加坡人群起到国庆留言表示不该浪费资源，还有一万多人特别签了个请愿。这或许也代表说，一向强调物质主义的新加坡人，越来越有环保意识了，还是不买政治宣传这一套了？
新加坡的民主化，从第二代领袖的“协商式政治”，到现在第四代的“伙伴式政治”，都说了三四十年了。所谓事在人为，愿意乐观的，就该乐观吧？政治归政治，也不知全球经济下来会是如何，居家办公是否足够温饱，假如未来的日子恐怕会更加灰暗，是否只好珍惜目前多跟家人共处，跟朋友上网清谈的机会？
新加坡人自国家独立以来，长期习惯事事依赖政府，早期移民社会那种互相扶持的精神，如何通过新的网络重新建立，将是一大挑战。而在功利至上和强调服从纪律的大环境下，个人如何秉持对于文化与社会正义的信念，也将是一种考验。
说起来，新加坡每年国庆，都会搬出“红头巾”之类的建国先驱形象，来象征国家如何脱离甘榜生活，如何告别“第三世界”的历史叙事。但同为建筑工人的外劳，竟这么轻易地成为同理心的盲点，或许已经反映出一种中产阶级的心理现象吧。就如大家生活安逸起来，自然而然就会向往《小娘惹》或《摘金奇缘》里的奢华缤纷。新加坡人长期以劳力工作为耻，假设说以前林清祥那个时代的工会运动，和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故事，也要取材拍成电视剧，恐怕左翼色彩太浓，都不晓得有多少观众能够认同了。
总括而言，针对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到目前为止仍未见有多大声势，阻断措施也恐怕会更令他们处于挨打的地位。执政党方面肯定不会掉以轻心，相信到最后一分钟，也会使尽法宝来游说选民，而且大选对第四代的各个年轻部长来说，也是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疫情之下，选民的情绪波动还很难预料，但好戏应该是会有的。
注1：今年3月，范国瀚在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前，展示一张画着笑脸的卡片并上载到推特，结果在5月份遭警方传召协助调查。
注1：今年3月，范国瀚在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前，展示一张画着笑脸的卡片并上载到推特，结果在5月份遭警方传召协助调查。
作者简介：
黄子明，自由撰稿人，德国文化遗产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新加坡文化史以及多元文化社会，著有《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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