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席卷全球，全面影响人的日常生活。许多生活中和政策上的问题逐一浮现，其中包括了移动限制和国家边界的问题。在号为“例外状态”的情境底下，疫情中可见国家权力大于法治，国家权益又大于人民的权益。不仅如此，还有在常态之下不容易发现的食物链变化与网上教学等问题，冲击人们原來的普遍认知。
由于疫情之中人们的行动受限制，记者在这段非常时期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用脚跑新闻”，比起足不出户的一般人，他们相对具有移动的自由，有机会接触一般人难以触及的面向和领域，能进一步探索自身关怀的对象。南岛成员中的两位记者，分別于传统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工作岗位，特在疫情未消退期间，于南岛内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思考──究竟传统媒体和独立媒体在马来西亚的“行动限制令”（“MCO”，以下简称“限行令”）期间，遭遇了哪些挑战，但同时也遇见了哪些难得的契机呢？而工作上，因疫情的关系是否有新的分工和角色的转换。需要跑现场和跑田野的记者如何突破限制，为读者捎来第一手的消息？南岛特整理此分享的內容，以供我们反思记者的“复眼”如何冲破疫情带來的限制，以及在记者岗位上的主体发挥等看法。
记者分工从多元走向集中
身处于传统媒体的南岛成员，融合其记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观察传统媒体，他认为在疫情之下，记者的工作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变。即使几次有机会流动于不同的新闻工作小组，却发现在“限行令”期间，不同小组皆出现了题材重叠的情况，如口罩定价、外卖外送的的课题在疫情期间都在国内版、各地地方版被反复报导，但报导的内容实则大同小异，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当下并没有比疫情更让读者关注的事了。
不同的新闻小组追同一个新闻，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在疫情新闻和报导层出不穷的同时，并没有打开更开阔的视角。记者对自身的职业要求，最基本的就是抢到“独家新闻”，不过也许是受读者因素和自身岗位的制约，做出的新闻也难有原创性，较常处理的只是将官方宣布的文告翻译成中文而已。此外，传统纸媒的版位由于受广告数量影响，疫情期间，广告数量锐减，刊登广告的版位变少，能容纳的新闻和报导的空间也相应受到波及。
而过往在跑新闻时，亦能发现不少中文报记者有种“吃大锅饭”的感觉，共享资讯之余却不想或不敢深入挖掘，非常“合群”，结果各家报纸写出的新闻都千篇一律。这样的集体采访方式在平时或可蒙混过关，但在疫情下，各人长短一下子就曝露出来了。
从表面上来看，疫情期间记者的作用似乎不大，但又不是说完全无法发挥。因为记者能够比一般人更快速地从不同管道接收资讯，拼凑的资讯会比较全面。此外，在个人失语的”非常态社会下”，记者更能够帮助大众理解社会现况，从中使他们能够将个人经验与社会事件做连结。就好像经历911事件的幸存者，可以针对事件采取行动、关注事件后续发展或讲述这段经历，试图走出创伤。处在疫情之下，一般人却丧失这种“自我疗愈”的机会。相较之下，记者可能比较能够通过访问、报道来拼凑出社会面对疫情的集体经验与状态。因此媒体记者和一般人相比，还是较有能动性的，也可以将自己关注的对象转化为文字带给读者，把一些被忽略的群体的故事讲述出来。例如，有关寄宿在大学或校外宿舍内的大学生，如何因突然宣布的“限行令”被困在校园的问题，也是一个在疫情期间受到关注的课题。记者则通过电话或电邮访问，把这篇报导写出来，由此反映大学生的心声与困境。
要是没有平时对议题的关注、积累和经营，就算发生大事件时自己身在咫尺，也无法从事件中提取重要的资讯。一个好的记者，须要贴近现场，用敏锐的观察力搜集讯息。在“跑田野”的时候，记者必须带着目的性，预设受访者的反应和现场的情势，这些计算和判断，都和平时积累的经验有关。
从以上的看法，可了解在“限行令”之下，记者的分工从多元走向集中，包括了人力集中和议题集中的问题，也不乏议题重复的问题。此外，记者纵然仍进行采访，但在有限的移动自由底下，过去积累的网络与人脉也变得相对重要，有助于找到适合的采访对象。而这一些也胥视记者本身长期对某议题投入的持续关怀，那样能使记者敏锐掌握究竟疫情冲击了哪些具体面向。记者除了在面对重大的事件时要报导事实、整理新闻脉络和解答疑问之外，也要思考自己当下的角色。记者的面貌于是在自我的角色和关怀中刻画出来，而且长期追踪和关注某个议题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变化，所以记者必须找到自己实践的地方。
探索“隐性群体”
在独立媒体工作的南岛成员则分享说，新的政府在“限行令”之前上台，在这期间，很多人因为不能行动，所以有无法讲述的焦虑。作为记者，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安危，另一方面也在担心别人。那时候有很多“隐性的人”，导致“限行令”期间，一时找不到被影响的群体。像“孤立的女性”是后来发现的群体，他们主要是菲律宾和印尼帮佣，因为住在雇主的家里，所以自“限行令”开始就无法出门，有的帮佣在失去工作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很难在生活中发现这群人的存在。“马劳”的问题，也是在“限行令”不断延长之后才浮现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
疫情期间，南岛成员所任职的独立新闻媒体公司，给了记者较大的选择空间来决定自己想做的专题，也因此让记者勇于尝试探索这些“隐性群体”。然而，在这期间因为无法面对面进行访谈，因此多数都是通过社交媒体或通讯软体来进行访问。
“限行令”之后，有的议题逐渐显现。其中就包括了较依赖于外籍劳工做一些粗活的巴刹。政府为了提升本地人的就业率，缩紧外籍劳工的准证申请与更新，增加诸多限制，期望以此找到刻苦耐劳的本地人填补这些人力空缺，弥补失业潮带来的经济冲击，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成效，反而逼迫原本以合法途径在巴刹工作的外籍劳工去外头非法打工。
南岛成员补充，因为任职的独立媒体着重经营政治新闻，因此在社会新闻方面比传统媒体少了线索和人脉。他反思，对于媒体处理的议题重复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思考的方式趋同导致的。因此，自己应该建立与某个议题的关系，深入了解来龙去脉，建立和专家及受访者的人脉，否则事情发生时，难以找到不同视角的意见，使某一些看法主导了人们对事件的理解，此时记者只能被动接受。举例来说，在某个事件当中，掌握话语权的只有少数的专家，如果大家都依循专家的说法，就难以找出问题的症结，“巴刹外劳抢滩”就是一例。摊主将摊位转租给客工引来众声讨伐，却难以有其他视角加入对话和讨论。
有的议题也难以发掘受害者的声音，像“大马妇女协会”主要处理女性被暴力对待和性侵的案件，但是印尼女佣也遭遇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求助无门，不能报警，所以这样的事件也较难找到受访人，就无法进入人们的视野。
突破制约的思考和报导
记者的角色和面貌通过长期对议题的追踪刻画和显现出来，对于课题的细致化处理，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是非常可贵的。像是移工的课题再细致化，我们就能发现男性移工和女性移工面对不同的挑战，这其中性别的差异要如何表露？疫情期间，对待“非公民”的方式以及各种“非法”条款的形成又将这些群体置于怎样的处境？媒体的报导如何影响大众对于移工的观感，避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呢？
这其中涉及某些报导角度更容易渲染情绪，所以选择了读者喜好的报导方式。有些记者会通过同行来找到适当的受访者，这也会造成问题。对于记者来说，累积的人脉固然重要，但是同行若是把自己当成搜寻受访者的资源也会造成某个议题只有固定的受访者，就可能造成该受访者的言论“代表”某个群体的危险。在职业操守上，将信任自己的受访人介绍他人，记者本身也会觉得挣扎。毕竟受访者愿意受访是建立在对于个人的信任，这样把受访者介绍他人不太恰当，因为如果记者没有亲自经营和探索某个课题，仅仅只是通过介绍联络了受访者，采纳了该受访者的看法，恐怕报导会不太全面。
在后续的讨论中，南岛成员提出了记者的“自觉”和“自我要求”的问题。成员反思的议题包括：
1.议题单元化的同时，为何没有形成内部竞争，写出脱颖而出的报导？
2.国际媒体和本地媒体、本地独立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角力。
3.国际媒体报导本地议题后，政府、读者与本地媒体的反应。
4.记者报导现实和厘清脉络时，如何对当下的情势提出质疑。
5.媒体对危机的处理方式。
6.设定目标受众，是否意味着报导被读者口味所限。
7.新加坡媒体与马来西亚媒体在疫情期间对于特殊词语是否统一。
8.媒体以数字呈现病例少了人文的关怀之余，也渐渐让读者麻木，无法建立起数字与自身的关联。
9.同行之间的意见交换能启发对议题的发掘。
10.各个地区持续进行的运动被置于疫情的脉络下讨论。
11.疫情期间国家集权和警察执法的正当性都较少被质疑，人们都默认其合理性，将自己的责任依托给国家和政府。
12.对于自己权力的不了解，就无法分辨合理性也就无法捍卫自身权益。
记者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思考和报导？经营的议题太多也难免出现焦虑，但最重要的是不要限制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并尝试突破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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