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生活不过半年多，却经历两次紧急状态。去年底林火肆虐，每天骑脚车上下班都呼吸着烧焦味。黄昏时，夕阳在土黄色烟霾中更显巨大火红，经过学校操场时总会想起俄罗斯电影《烈日灼身》那颗毒太阳。后来回马过年，逃过了1月份最糟糕的情况，当时坎贝拉是全球空气最差的城市。这场林火烧毁了澳洲1200万公顷的土地，悉尼著名的蓝山公园烧了八成。34人死亡，2700栋房子损坏，12亿只动物葬身火海……不久林火缓了，坎贝拉却在一场夏日大雨后下了冰雹，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砸碎了许多车子和房子。澳洲国立大学有120多栋建筑物损坏，继林火后校园再次紧急关闭。
2月份回到澳洲，开学气氛诡异。校园在经历林火和冰雹后，虽不能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却也伤痕累累。同时，老师们忙着处理线上教学，因大批中国学生无法入境澳洲回校上课，校园人数也明显少了许多。2月底马来西亚发生令人错愕的政变，疫情很快被大家抛诸脑后（事后也证明政变空窗期酿成抗疫危机）。3月初，慕尤丁宣誓就职隔两天，我的工作单位办了一场关于政变的讨论会，教室挤满了50几人，都是关心东南亚政治的学者、马来西亚留学生和旅居澳洲多年的大马人。没想到那是这学期或本学年最后一场“近距离”活动，当时全澳肺炎病例有30起，校方几乎天天寄信更新状况，要我们做好防疫准备。不到两周，澳洲病例破300，多州属颁布紧急状态，澳国大也宣布全面采取线上教学，教职员都必须改为在家上班，校园关闭至6月底。
澳洲地广人稀，首都坎贝拉人口不到40万，和720万人口的大吉隆坡（巴生谷）不可比拟。上班路上接触的人不多，研究员也都有独立办公室，但校方还是规定全体教职员不能到校，以保护必须留校工作的职员安全（例如警卫、器材部门等）。“安全”是全球抗疫期间最常看见的字眼，要杜绝任何可能接触和传播病毒的风险和危险。勤洗手、维持社交距离、避免出门……这些都是政府不厌其烦宣导的信息。澳国大的海报更胜一筹，要每个人都表现得像自己得了肺炎一样，并且有意识地不能传染给别人（Behave as if you have Covid-19 and are conscious of passing it on!）。“人人都得肺炎”是个怎样的场景？那是人与人之间心理和身体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因为我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我多希望你能离我远一点！
（照片：作者提供）
病毒的“外来性”
由于病毒总被设定为外来的、入侵的，各国的锁国政策也彰显这种区分边界内外的逻辑，社会上对“外人”的排斥、恐惧和污名化，更是层出不穷。病毒刚开始在中国爆发以来，美国、欧洲和澳洲等地对亚裔的暴力和歧视，在日常生活和网络上数不胜数。特朗普频频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更是有目标性地攻击对手和转嫁责任。在澳洲墨尔本，两位华裔留学生在市中心无故被拳打脚踢和打劫，攻击者大喊“回到中国去！”，而两人其实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亦有华裔家庭的住家在午夜遭喷漆破坏，暴徒更以大石头砸坏窗户。
亚裔和华裔在西方社会受到种族歧视并非一日之寒，而且这也和是不是中国籍毫无关系。然而，与其共同抵抗结构性的歧视和污名化，一些来自新马台港的华裔却认为自己“被中国害惨了”，希望攻击者认清“我不是中国人”。这不仅内化了西方社会对“落后民族”的歧视和排外思维，也彰显了自命进步文明的逻辑傲慢。将中国人视为共产独裁政权下的落后“他者”，而自诩拥抱自由民主进步价值的“自我”比别人优等，何尝不是冷战反共因素的历史结果。与此同时，危机时刻通过排除异己、怪罪他人，来减缓自身压力和紧张以获得安全感的心理机制，其效果往往是加强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马人这期间对移工和罗兴亚难民的仇视，可见一斑。
回头看澳国大张贴的海报，这番将病毒内化于自己的宣导，似乎有意识抵抗排外思维，把责任归属转移到自我身上，也是突破盲点的一番“苦心”。尤其，的确有新冠肺炎患者在毫无症状下被确诊感染，“人人都得肺炎”的假设彷彿才能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保持免于感染的“安全距离”。于是，各商店限制进场人数，地面贴上相距一公尺的标识，超市收银台也架起了玻璃板，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确在超市拿东西时无意识靠向右边，一旁的白人女士立即退了一步，用双手向我比了个大叉，示意我不要靠近。彷彿在说，我管好自己的距离，你最好也离我远一点。“人人都得肺炎”的社会，安全感是用怀疑和疏离换来的。亚裔面孔的人，可能要多怀疑一些。
囤积的恐慌心理
不过，人要获取安全感，怎能不依赖、不抓着什么东西呢？3月份疫情直线上升之际，澳洲各地超市和杂货店涌现囤积日用品的人潮，以致商店必须限制个人购买量。架上的面粉、干粮、洗手液等被一扫而光，最令世界惊奇的莫过于大量囤积厕纸的现象了。据我的观察，即便生产商和政府不断强调厕纸供应充足，3月初开始在各大小超市已经买不到厕纸，要到4月中旬才恢复。
公共卫生危机时刻，人们“恐慌购买”（panic buying）的不是粮食口罩等必需品，而是厕纸，无不令人称奇。澳洲首相也忍不住呼吁民众：别囤积了，很荒谬，这不是澳洲人的行为（un-Australian)。“文明的澳洲人”这等自豪感，此时面对挑战了。西方人没有如厕后以水净身的习惯，厕纸是在这场疫病中保持干净文明的最后尊严。这不禁让人想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性格”。他认为婴儿在对排便有感的“肛门时期”，因父母的训练而知道什麽是整洁卫生，不能弄脏裤子和家里地板，否则会受惩罚或惹父母生气。在这样的压力和害怕下，儿童首次学会如何压抑和控制自己，如何有自主性。弗洛伊德认为，这阶段的训练发展如果过于严苛或过于松散，会在成人时期体现出滞留的“肛门性格”——例如洁癖、强迫症、吝啬、顽固等。特别在受到压力或创伤后，人可能发展出“退化作用”的心理防卫机制，回到肛门时期。这么说来，疫情压力造成的恐慌，让厕纸成为人们保有整洁、秩序和自主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媒体报道，有人在3月份囤积了150包（约5000卷）厕纸，近来疫情缓和后要求退货，被超市拒绝。几年都用不完的厕纸，却也占据家裡不小空间。望着家中堆叠成山的厕纸和粮食，或许人才能在孤立隔离的状态下，获得某种安全感。厕纸是文明的象征，还是人类求生本能的体现，这时已分不清了。
囤积的恐慌心理
不过，人要获取安全感，怎能不依赖、不抓着什么东西呢？3月份疫情直线上升之际，澳洲各地超市和杂货店涌现囤积日用品的人潮，以致商店必须限制个人购买量。架上的面粉、干粮、洗手液等被一扫而光，最令世界惊奇的莫过于大量囤积厕纸的现象了。据我的观察，即便生产商和政府不断强调厕纸供应充足，3月初开始在各大小超市已经买不到厕纸，要到4月中旬才恢复。
公共卫生危机时刻，人们“恐慌购买”（panic buying）的不是粮食口罩等必需品，而是厕纸，无不令人称奇。澳洲首相也忍不住呼吁民众：别囤积了，很荒谬，这不是澳洲人的行为（un-Australian)。“文明的澳洲人”这等自豪感，此时面对挑战了。西方人没有如厕后以水净身的习惯，厕纸是在这场疫病中保持干净文明的最后尊严。这不禁让人想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性格”。他认为婴儿在对排便有感的“肛门时期”，因父母的训练而知道什麽是整洁卫生，不能弄脏裤子和家里地板，否则会受惩罚或惹父母生气。在这样的压力和害怕下，儿童首次学会如何压抑和控制自己，如何有自主性。弗洛伊德认为，这阶段的训练发展如果过于严苛或过于松散，会在成人时期体现出滞留的“肛门性格”——例如洁癖、强迫症、吝啬、顽固等。特别在受到压力或创伤后，人可能发展出“退化作用”的心理防卫机制，回到肛门时期。这么说来，疫情压力造成的恐慌，让厕纸成为人们保有整洁、秩序和自主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媒体报道，有人在3月份囤积了150包（约5000卷）厕纸，近来疫情缓和后要求退货，被超市拒绝。几年都用不完的厕纸，却也占据家裡不小空间。望着家中堆叠成山的厕纸和粮食，或许人才能在孤立隔离的状态下，获得某种安全感。厕纸是文明的象征，还是人类求生本能的体现，这时已分不清了。
疫情期间，澳洲不少超市都在收银台架起玻璃隔板。（照片：作者提供）
为了你的安全
另一方面，这一波全球抗疫也延伸出许多值得反思的“安全”问题。当我们为了日常生活安全（safety）服从抗疫规范，却也同时将生存安全（security）制定交给了国家。人类学家项飚认为，在疫情中，“人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界限几乎不存在了；甚至，人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国家安全的手段来保障（注1）。危急时刻，国家“为了安全”而制定出各种规范和法律，其强硬程度和任意性在现代民主体制裡是少见的。人们也“为了安全”服从临时法律，挞伐违反限令的公民。然而，在民主制度不稳定和不透明的国家，人民此时对政府的信任，也有可能被利用来助长制度化的威权治理。
在马来西亚，抗疫行动就是在“国家安全理事会”领导下进行。这几年来备受争议和批评的《2016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正是维持如今国安会行动合理性的基础。希盟未守诺废除法令，安华的司法挑战也不成功，这次疫情就赋予国安会表现的机会。然而，也有律师指出国安会权力的模糊性，认为此次抗疫行动应该是在传染病法令下，由卫生部主导，不应由国安会发出指令（注2）。目前，国安会似乎并未祭出最受争议的手段，例如无需元首同意就可宣布“保安区”，以紧急状态手段控制政府机构、调派军队和入侵民众生活等。不过，政府和执法单位此时已有充足条件和权力，以“人生安全”和“国家安全”为名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人民甚难不依。
另一个必须警惕的“安全”问题则是网络。居家抗疫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更依赖网络和电子用品。视讯软体Zoom的隐私政策和安全问题已为人诟病，澳国大近来也因要求学生下载远程监控软件参加期末考试，引起学生联署抗议。全球多所大学已使用Proctorio来监考，这个软件有人脸侦测功能，可监视学生考试期间的可疑行为，例如眼球运动、背景活动、上网讯息，也可追踪电脑的键盘活动等。考试结束后，软件将生成每个学生的监控报告，向大学汇报“可疑指数”。这些包括录音录影在内的资讯，将储存在软件伺服器中，允许大学获取和使用。
另一个必须警惕的“安全”问题则是网络。居家抗疫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更依赖网络和电子用品。视讯软体Zoom的隐私政策和安全问题已为人诟病，澳国大近来也因要求学生下载远程监控软件参加期末考试，引起学生联署抗议。全球多所大学已使用Proctorio来监考，这个软件有人脸侦测功能，可监视学生考试期间的可疑行为，例如眼球运动、背景活动、上网讯息，也可追踪电脑的键盘活动等。考试结束后，软件将生成每个学生的监控报告，向大学汇报“可疑指数”。这些包括录音录影在内的资讯，将储存在软件伺服器中，允许大学获取和使用。
疫情期间，为了你我的safety，我们是否还有维护security的资本？
工作家庭合一/冲突
足不出户的抗疫生活是新常态，把工作带回家的坏习惯也成了必要的新常态。居家抗疫尽显阶级问题，相较于无家可归和居住环境恶劣的民众，能够待在家、保持社交距离已属特权。在校园关闭以前，澳国大给了我们两天缓冲期，我和同事们大包小包把书、电脑、椅子等用品搬回家，就不得再进入校园。自此，我租来的小套房就是办公室，餐桌成了工作台。
人人都居家工作的这期间，家庭和工作正式合一，而往往工作更优先于家庭，让人必须为公司牺牲家庭时间。我的学校尚算体恤需打卡上班的职员，只要每週能在家达到七成的工作时间（35小时中的25小时），就可领全薪。有小孩的同事，因托儿所和学校关闭而必须边在家工作，边照顾小孩。一次和副院长视讯开会，她的儿子突然抱着猫咪跑到镜头前找妈妈，然后就坐着不愿离开了。可以一窥同事的家庭生活，开始时自然有趣，但对于必须兼顾家庭、教学和研究的女性学者，可一点也不好玩。
工作和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几乎是乌托邦幻想，新加坡社会学者张优远（Teo You Yenn）就说，工作生活冲突（work-life conflict）的社会现象早已是文化一部分（注3）。尤其，这现象亦是高度性别和阶级化的——女性必须承担更重的家务和照护工作，越底层女性面对的压力越大。同时，抗疫期间孩子们都不能到学校上课，教育的工作又加重在妈妈肩上。这时，家庭教育、学习器材、居家环境舒适度等因素都影响每个孩子的学习，贫富差距的不平等问题也越加明显。
家庭，往往被视为社会和国家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疫情之下，家更突然被赋予保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角色。然而，家庭中的种种问题，例如家庭暴力、生活精神压力、性别角色、家庭教育等向来极少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关心，以致似乎所有和“国家发展”无直接关系的社会和家庭问题，都丢到同一个部门处理。“妇女、家庭与社区发展部”处理任何有关儿童、妇女、家庭、社区、老人、无家者、身障者、受灾者等的福利和社会问题。因此，也几乎是可以预见的，长期负担过重的妇女部在抗疫期间慌了手脚，加上新任部长的无能，只能频频闹出可悲的笑话了。（编注：大马颁布限行令初期，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提醒女性居家工作期间，应在家化妆办公、模仿小叮当的声音向丈夫撒娇，以确保“家庭和谐”。此事引来社会舆论批评，该部门最终将帖文从脸书撤除。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7857）
注1：项飚，“‘点对点’与流动的‘安全化’”，澎湃新闻，2020年4月2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61143
注2：Charles Hector, “Special task force maybe – but no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should assist health ministry”, Aliran, 31 Mar 2020.
注3：Teo You Yenn,“In this zombie apocalypse, your homework is due at 5pm”, Academia.sg, April 9,2020. https://www.academia.sg/academic-views/in-this-zombie-apocalypse-your-homework-is-due-at-5pm/
作者简介：
苏颖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博士，澳洲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院博士后。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和青年知识团体“业余者”共同创办人、“南岛”成员。研究兴趣为东南亚历史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