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婉晴（大学学院兼任教师）
3月16日，当“新”政府宣布第一波的14天限行令在两天后正式生效时，我兼课的媒体系，一班在两天后开课，另三班还有六周才结束。教育部的应对反复，一开始勒令所有学校即时停课，关闭宿舍，结果导致一大批学生被迫涌往车站回乡，曝露于群聚感染的高风险之中，后来才U转。课程突然停摆，教育部更在随后发布的公函内明文规定，不得使用一切网络工具授课，意思是连网课也不得进行。教职员们在私人群组中反复确认，各院校也各自想方设法，务求将对教程与学生的影响减到最低。
由于即将开课的院校当机立断，早在政府未正式宣布以前，就提早决定落实网络教学，我在3月16日新学期开课的一大早，带著失眠两晚的躯体赶去学校，出席由院方紧急组成的支援小组为师生分别举办的网课讲解。当天中午就要开始第一堂课，为了减缓焦虑以及让自己尽早熟悉操作软体，我在前一天便和友人练习使用，同时不断思索和同学在空中第一次相见时，要如何暖场及适应。在去学校的路上，车辆明显减少，到了校门摇下车窗，两个熟悉的保安全副武装，一个量额温，一个喷消毒液。平时车位难寻的空地和山坡，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职员车辆。
校方的讲解结束后，赶到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再回到课室准备用学校的网络与设备上课。储存PPT的优盘一度无法阅读，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开麦前几分钟，四个学生带著口罩走进教室，他们刚听完校方的讲解，外宿于学校附近，暂时未有回家打算。于是，深吸一口气，一堂50几人的媒体课，终于在现场只有五个人的课室里开始。班上的同学看著我对著电脑讲话，我看著自己的脸在荧幕上出现，和其他只有名字的框框一起，故作镇定。
媒体实作课如何转线上？
网络教学其实不是新鲜事，对于从小就开始通过手机荧幕收发各种信息的网络世代来说，转换上课媒介，就像上网看直播那样，是相当熟悉的经验。但网络授课的其一关键是，授什么课？内容为何？媒体系的科目经常是理论与实作参半，不管是户外採访、拍摄、摄影，还是在电脑室练习排版与设计，媒体实作必然要从做中学，并学以致用。忽然要将原本已规划好的课程搬到线上，要如何操作与变通？这是我当下最大的困惑。
我的课原本就没有考试，作业和报告以採访、观察、编辑与设计刊物为主。学生原本在第二周就可以开始去策划採访，如今却无法出门。想分组讨论，又担心线路不稳的同学无法跟上；要排版设计，又不是所有同学都有软体；要印刷作品，影印店没开。我不断看著眼前这份已调整过快十次的课程大纲，思考还可以如何让同学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学习团队合作与沟通、学习观察人物採访中的非语言讯息、通过实地探访与和人接触来发现探索多元议题？行管令来得太仓促，要及时调整及应付各种技术上的阻碍，展开“新日常”，另一边厢自己也不断因外界的疫情进展而忧心焦虑。
兼职教师的其中一个局限，是长期以“外包”的形式和院系合作，进行短期教学，整个科系的学程以及个别学期的学生，原本就只能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尽可能地认识交流，再应学生的程度与回馈而调整内容与教学速度。这些局限搬到网上，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当学生只能靠听觉和PPT来取代一切现场可以接收和交换的非语言讯息时，要如何避免彼此过劳和疲累？15分钟来个影片？放影片又要担心家里网络不好的同学会收讯不顺，导致反效果。要讲多少个slide才不会让人太过吃不消？学生本来就会惯性地在课堂里上网飘走，精神难以长时间集中，如今让他们可以透过网络上课，要如何将分心的问题降到最低？上课时人数不齐，是不是要课后个别关心一下，看看他们什么状态？
“开麦”几次之后就发现，网络上的讲课速度，不知怎的会比平时的现场教学来得慢。不断对著电脑自言自语，也让人加倍疲惫。相信同学一天还要上好几堂课，会更加无聊吧。想把课业的分配和要求降低，却在教育局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针对各个课程定下的各种规定中卡住。有关规定如同天条，例如课纲里原本设定好是三份作的话，就不能少掉一份；如果课纲里列明是组报告，就不能单独完成。这些僵化的评鉴制度，是长期以来的教育问题，让课堂老师无法因应时局而作弹性调整，也无法适时回应与纾解线上教学的诘难。
缺乏临场感的互动
网课讲得不快，很大原因是少了“观众”。在教室里上课，教学的内容往往会依据学生的现场反应而调整，比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失去专注力，就会改用提问或讨论的形式来增加互动，或休息十分钟。然而在网络课室里，你只能对著萤幕不断自导自演，而且不能有太多dead air，问问题要等个半分钟，再重复两次，可能才有同学愿意回答几个字。许多同学都会关上视频和麦克风，完全失去眼神交流，丧失“身体感”，整体的上课氛围和节奏也就更难以掌握。
也由于无法面对面沟通，因此只能破例提供手机号码以及建立群组，让同学在课外时间联系。于是乎，这让“线下客服”的时间一下变长，没完没了。学生发来的信息，有的全是音档（这最让人翻白眼），有的没头没脑没自我介绍，有的睡迟了也发信息来道歉，有的来信告诉你他刚才肚子痛去了厕所所以没来得及问问题，还有行文全无标点符号，最后以“哈哈哈哈啊啊哈”结束的，收讯者却看不出到底哪里好笑。
我总是讶异于学生对他们毫不认识的老师，可以像对朋友一样地自在和随意，这是我自己还是学生时难以想象及做到的事。但从他们的信息中，有时也能感受到一些内心的情绪波动，或精神紧张的反应。因此在限行令期间，我说服自己抛开及松动一些原则，不断提醒自己尽可能客气、温柔地给予回应，好让彼此在困顿和未知的状态里，找到一些连结与力量。毕竟，主动来联系的学生，也算是踏前了一步，总比石沉大海的好。
尽管网络课室无法真实互动，却发现一些同学似乎更用心学习，在课堂上也更愿意提问或留言，甚至会自然地与其他组员聊起来，或互开玩笑。这大概和网络世界的匿名特质有关，学生对于能隐身荧幕，不像在课堂必须面对面地直接互动，感到更自在。有的网课软件具有私人发问的功能，学生也更放心提问。如无必要，我也识趣地不提发问者的名字，以此建立某种默契。每次看到大家在聊天室开起玩笑，内心会感到一阵高兴，因为这表示大家都还在，而且能跟上讲话内容，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是一种“声音”——可见我是多么渴望得到学生的回应来证明自己不是在和空气讲话啊！
平时在课室里，如果同学一直彼此开玩笑或聊天，会直接干扰上课氛围，多少会影响讲者的思绪。在网络课室里的互动，反而不会直接干扰讲者，我也因此能在讲解一些概念和课题时，更专注和细致地表达，这算是一个此前从未想过的意外惊喜。
老师一定要变成直播主吗？
互动如果是课室里最珍贵的经验，网络授课带给我的思考还包括老师的位置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过线上教学的老师，应该都有过那么一刻，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直播主”，甚至暗自以直播主或Youtuber为学习和参考对象。直播文化近年来因社交媒体而愈发流行，在行管令期间，许多人更是加入行列，藉此与人交流解闷。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直播主的年代，只要打开手机，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有看不完的视频内容，这样的观影模式已非常普及。然而，当老师将正课搬到网络上直播授课，网络课室成为“第二个教育现场”，老师真的可以成为直播主吗？老师需要成为直播主吗？
一般的直播或短片文化结合了消费文化，直播者开放视频的目的各异，无论是为了好玩、推销产品还是分享知识，都带有商业性质。观众往往也是因为有趣或无聊而随性观看，因为无压力，所以可以随意在互动区中留言、叫嚣。在一般的观影关系中，双方没有承诺，各取所需，连结肤浅而薄弱。因此，如果将对直播主或Youtuber的想象套用到老师和学生在网络授课的关系里，是一种错误期待。老师再怎么灵活百变，也不太可能追得上时下流行的直播样式。知识如果包装成过度碎片化、容易入口的消费品，而不是鼓励深入思考和提问，那也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如果老师终究无法成为直播主，那么接著寻思的问题便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网络上的资源唾手可得，当严肃的教学课程搬到网上进行，要如何在茫茫网海里的眼球争夺战中取胜，让学生愿意在可以同时开启多个界面的习惯中停下，专注上课？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能不能要求？网络授课非常需要学生比平时更自律和自主学习的意志力，但如果学生选择不去听课，自己在网络上寻找其他更好的资源来替代，老师能不能接受？
要回答这问题，也许要回到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教育的本质是引导学生产生学习兴趣，那么当网络授课让学生更快速直接地认识了更有趣的网络资源，因而学会自己搜查资料，是否也是一种教育成果？网络授课如果强调的是“学习自主”，那么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一切课程的设置与安排过程里，是否有足够的发声空间与位置？
以实践抵抗焦虑
看著世界翻天覆地，内心经常焦虑失眠，但又要稳住自己，专业地“传道授业解惑”，不经意地也就走过了两个月的短学期课程。为了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搭建一个抒发的平台，我把其中一份作业定为“我的限居日志”，请学生分享他们在限行令期间的感受、观察或新尝试。有的同学写了一个星期，就投诉说自己再也没事可写了，每天都过得一样。无聊、闷、一直睡觉、打游戏、想念校园活动和同学，是大部分同学都提到的字眼和感受。也有同学提到家人因失去工作而开始失和，可能需要停学；与久未见面的伴侣分手，难过却不能让家人知道；家人生病入院，担心惊慌怕受感染；为了帮补家用而帮忙送货、找工打工；也有的努力充实生活，拍抖音，结伴做运动。这些真诚又纯粹的文字分享，如果认真萃取内容，大概可以成为一种专属大专生的时代记忆吧。
我回想自己最初两个月的心情。从一月开始看著全球疫情的转变，到后来本地确诊案例不断飙升，许多低下阶层或自雇人士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与支援系统，从而引发连串问题，内心也不断随之波动。在备课与授课过程中，也不断焦虑自己调整得不够好，担心学生跟不上，不断观察有没有人被遗漏了，缺课的原因是什么，不断提醒同学要互相照应与关怀，强迫自己即时回应学生提问，挂在线上的时间很长，电脑快要不堪负荷，在家也免不了要分担家务事，时间被切得很零碎。
当外界对网络教学的成效诸多疑虑，数位落差的问题也真实存在时，自己也会忍不住想，究竟坚持网络授课对学生真的好吗？还是这都只是为了符合大人/校方期待的一厢情愿？在家上课其实并非易事，也曾试过讲课到一半楼下大吵起来，不自觉地竖起双耳，脑海顿时空白一片，嘴巴却要不停自动播放，俨然一场实境秀考验。
但如果教育本来就是一厢情愿，我想在这段兵荒马乱的大时代里，可以每周两次地和同学在线上相聚，即便往后彼此对内容已全然忘记，但过程里的时光，还是一种能量的连结与传递。我珍惜每一篇作业和报告，无论他们是为了分数还是为了自己，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珍贵的回馈。我想如果自己是全职教师，或再教个两三年，这些近乎浪漫的触动大概会慢慢消失。当教学成了习惯，麻木应是自然。但还好我不是。
网络学习的成效如何？由于至今实践经验与样本太少，暂时难以评断。在学期末写下一段话，算是一个注记，记录还在教学路上战战兢兢、苦乐参半，却也愿意不记回报投入的自己：
“教学很多时候像投石入海，感觉涟漪也激不起来。学生总有自己的喜好兴趣，各有故事地只在教室里定期和你短暂相聚。也因此当你忽然听到回音，从交回来的文字里看见某些不断重复的话被记住了，酝酿成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感觉是温暖的。里头有自己好像终于表达得更清楚了的欣喜，有独自演戏两个月后终于听到一点掌声的肯定（泪），也必须要有刚好愿意接球勇敢突破尝试的学生才行。无法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和见证学生的成长和蜕变，大概是兼职教师最大的遗憾和局限吧。差不多差不多，就要move on了。课与人，都只能一期一会。”
限行令期间的网课历程，尤其如此。只能趁机会还在，且战且行。
作者简介：
邓婉晴，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之间文化实验室、84号亚答屋图书馆成员。
